关于修改《河北省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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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劳动模范管理办法的通知
郑政〔2002〕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劳动模范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希认真遵照执行。

二○○二年二月五日

　

郑州市劳动模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劳动模范的评选和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劳动模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劳动模范。

第三条 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由市政府授予。市劳动模范评审委员会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市劳动模范的评选、表彰。

市劳动模范命名表彰大会一般每5年召开一次，每次按本市总人口万分之零点六比例确定表彰规模。对确有特殊贡献者，经基层单位推荐，由市劳动模范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申报，市政府批准，可随时命名表彰。

第四条 市劳动模范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劳动模范的日常管理工作。按照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市总工会负责职工劳动模范的管理工作，职工劳动模范所在单位工会负责本单位职工劳动模范的日常管理工作。市农业局负责全市农民劳动模范的管理工作，县（市）区农业局负责本地农民劳动模范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劳动模范的评选条件：

劳动模范必须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本职岗位上开拓创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为企业改革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出重大贡献的；

2．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及带动农民致富做出重大贡献的；

3．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

4．为控制人口、保护环境做出重大贡献的；

5．为维护社会稳定、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增进民族团结做出重大贡献的；

6．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

7．在其他方面对国家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

第六条 劳动模范评选表彰的对象重点是工作在各条战线的一线优秀职工、农民群众。对经营者、领导干部劳动模范的评选表彰在数量和标准上严格控制。

第七条 职工劳动模范由职工所在单位或所在社区民主推荐，报市产业工会或主管部门批准、市总工会审查；农民劳动模范由村民民主推荐，经乡镇讨论通过，县（市）区农业局评审，市农业局审查。市劳动模范评审委员会对劳动模范人选评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命名，颁发劳动模范奖章、证书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第八条 劳动模范在命名表彰之后5年内享受下列待遇：

1．被评为市劳动模范者，由市人民政府一次性奖励3000元。

2．劳动模范每两年检查一次身体。职工劳动模范由所在单位组织实施并承担费用；没有单位的职工劳动模范由所在的社区组织实施，费用由所在区财政负担；农民劳动模范由县（市）区农业局组织实施，费用由县（市）区财政负担。

3．职工劳动模范在住房方面确有困难的，其所在单位应优先解决，在购买经济适用房时，应优先安排；农民劳动模范住房确有困难的，当地政府应给予照顾。

4．劳动模范所在单位和乡镇应有计划地选派劳动模范到大专院校学习深造。劳动模范在报考各类高等院校时，其所在单位和乡镇要积极支持。市属各类学校应适当降低分数线优先录取。

5．企业裁减人员，一般不应安排劳动模范下岗；在安置破产、倒闭企业职工时，应优先安置劳动模范。

第九条 全国劳动模范、省级劳动模范按有关政策规定享受优惠待遇，各级政府和各级劳模管理部门负责对有关政策待遇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第十条 劳动模范触犯国家法律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自动取消其荣誉称号。

第十一条 筹备建立市劳动模范协会和劳动模范基金。基金主要用于对劳动模范在生活、医疗及其他特殊困难时单位和个人无力支付费用的资助，以及对劳动模范在保护国家财产、见义勇为、发明创造等方面突出贡献的奖励。基金由本级工会负责管理，政府给予一定的资助，同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和审计。

第十二条 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应加强对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劳动模范的宣传、教育和管理，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技术素质和管理水平，认真落实劳动模范的各项待遇，努力为劳动模范提供良好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

第十三条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照本办法分别享受省、市劳动模范有关待遇。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治进程中的语言建设

2001年1月5日 10:19 刘仁文

时下，“法治”这个题目正被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在全社会加以讨论，然而，与这种热闹气氛形成对比的是，很少有人对法治进程中的语言建设给予应有的关注，其原因或许如梁治平君所言：“在中国的知识界，······法律人似乎并不关心一般知识分子所讨论的问题，普通知识分子也不了解法律人所作的工作。”（《书斋与社会之间》，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学”（麦考密克语），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要想在与法律有关的职业中取得成功，你必须尽力培养自己掌握语言的能力”（丹宁语），而对于国家而言，“法律条文含义不清，罪文不明，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孟德斯鸠语）。

一部好的法律必是用词准确、逻辑严谨、内容与形式俱佳的文献，它不仅给法律的遵守和操作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给读者以美感和享受。法国大作家司汤达在创作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时，每天清晨必读几页《法国民法典》，以从中获取运用艺术语言的灵感和启迪。相反，一部语言粗糙、语法不全的法律，将不仅成为“法学幼稚”的佐证，而且会引起法律解读和法治运作的不必要麻烦，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以修订后的刑法为例，一方面，为了“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刑法的原有规定，包括文字表述和量刑规定，原则上没有问题的，尽量不作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致使原有的一些语言硬伤得以延续下来（但是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确实是需要加以考虑的，由此看来，一个不经意的语法毛病，还真有可能给后来的法律修订者带来不小的难题，有时可能就不得不让它成为永久的遗憾了），另一方面，由于修订草案出台仓促、修订班子对法律语言的鲜有关注（实际上，包括许多参与起草和论证的刑法专家在内，即使想关注，他们又是否具备这方面的理论素养呢？），造成新刑法漏洞百出， “一些条文内容逻辑不严密，一些文字表述有语法问题”（范忠信：〈〈刑法典应力求垂范久远——论修订后的〈刑法〉的局限与缺陷〉〉，〈〈法学〉〉1997年第10期），“有的条文法律用语模糊导致罪状难以理解，有的条文重复规定或者自相矛盾”（侯国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来自司法实践的信息表明，当前新刑法在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困惑，大多与立法用语的模糊不清有关，这又应验了英国法学家、著名法官曼斯斐尔德勋爵的一句话：“世界上的大多数纠纷都是由词语所引起的。”

不幸的是，刑法中的此类语言缺陷绝不是个别现象，相反，它是我国当前整体立法水平和法律面貌的一个缩影。从宪法到各部门法，从基本法到特别法，从法律到法规，语法不周、逻辑不严谨，或者语义不清、用词不当、标点符号欠妥，或者句法不凝练、表述冗赘等，不说俯拾皆是，至少也是不乏其中。此种情形对法治的危害，如果说在目前法治的初始阶段还不严重的话，那么，随着法治向更高层次演进，其危害必将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立法如此，司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法院的判决书为例，在西方法治先进国家，一份判决书往往就是一篇说理透彻、论证严谨、法理气息浓郁的高水平论文，而在我国，判决书制作粗糙、论证空疏、说理乏力早已成不争事实，很多判决书常常对最需要加以详细论证的判决理由一带而过，随即套用“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等格式化用语，此种判决书的公信力可想而知。正是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前不久下达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已明确将强化判决书的“说理”作为司法文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要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法官的语言功底就必须得到提升。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两件事情：一是1954年宪法制定时，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曾特聘叶圣陶、吕叔湘两位文字专家为语文顾问，遇到文字上的问题，都请他们推敲；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曾有关于吕叔湘先生的介绍，提到吕老曾被选为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在立法中就一些法律草案进行文字上的把关。

由此得出的启发是：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法律语言建设应当靠两方面的力量来完成，一是法律人自身在提高专业素质的同时，也要致力于语言修养的提高；二是语言学家们也不能不关心法律人所作的工作，将法律语言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只有经过法律人和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法律语言才能成为但丁所推崇的那种“理想的语言”、“纯净的语言”，为国家法治建设和语言文字建设作出双重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