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张红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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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印发《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专利违法行为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知识产权局，各知识产权试点城市知识产权局：

　　现将《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专利违法行为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并将执行会议精神的情况报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五年九月五日



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专利违法行为会议纪要

　　为遏制冒充政府部门、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及其他合法组织欺骗公众，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和其它影响较大的恶意专利违法行为，8月8日至1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长春市召开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专利违法行为会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司副司长马维野和监察办公室唐大立主任在会议上讲话, 规划发展司副司长龚亚麟、办公室副主任谭力以及有关同志，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和知识产权试点城市知识产权局主管局领导及主管处长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总结了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的经验，研究提出了遏制此类现象的措施。

　　会议指出，近年来，冒充政府部门、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及其他合法组织欺骗公众，牟取非法利益的专利诈骗等严重专利违法行为不断增多，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影响了政府、国际组织及其他合法组织的良好形象，侵害了专利权人、发明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社会影响非常恶劣。

　　会议分析了产生专利诈骗等严重专利违法行为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机制尚未成熟，市场经济秩序尚不完善，社会诚信水平尚不够高，社会诚信体系尚不健全；二是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专利违法行为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三是针对打击与防范专利诈骗等严重专利违法行为的宣传尚不够广泛深入。

　　会议归纳了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常见方式：一是假借国家部门、全国性组织或国际组织的名义从事专利评奖、专利转让，从中收取费用进行诈骗活动。例如，以“国家科技成果奖励委员会、国家荣誉评审委员会”名义，向专利发明人发出“国家专利技术优秀发明奖、国家科技最佳成果进步奖”的获奖通知书，收取评审费和工本费，进行诈骗的行为。二是冒充国内外合法组织的名义，以举办博览会等形式许诺参展项目获奖等，骗取参展费。三是谎称专利项目被收录到优秀项目汇编，或假借出版发明人名人录，骗取出书费。

　　会议认为，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主要是利用专利文献公告或专利信息系统获取发明人地址等信息，利用信件、网站等方式，以获奖、技术许可等虚假信息引诱专利权人，牟取非法利益。此类案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不法分子作案手段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不法分子一般采用信件形式，寄送至外省发明人，所谓的“获奖通知”中的联系地址和联系人不真实，不法分子流窜性大，非常不利于案件侦破。二是单个案件诈骗金额达不到公安机构立案标准。单个案件诈骗金额一般为几百元，达不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发明人在受骗后，也因为金额不大，不愿跨省追究。

　　会议总结交流了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专利违法行为的主要措施，充分肯定了各级知识产权局和有关部门为遏制此类违法行为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一）国家知识产权局加强指导

　　国家知识产权局领导高度重视打击专利诈骗行为的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多次对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进行了统一部署。2004年8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国知发管字[2004]83号），明确要求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采取专项执法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冒充政府知识产权部门、国际知识产权组织或其他合法组织，欺骗公众、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使这类行为基本得到遏制。对这类行为必须严厉查处，并根据情节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专门印发了《关于近期知识产权执法工作若干事项的通知》（国知发管字[2005]63号），再次对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进行部署，要求各地共同努力，相互配合，并主动争取公安等部门的支持配合，坚决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专利违法行为，遏制此类恶意专利违法行为。

　　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推动各地加大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工作力度，对于重点地区进行重点指导。例如，今年3月15日，武汉市整规办和武汉市人民政府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全市打击专利诈骗专项行动会议，国家知识产权局派人专程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专利诈骗行为的规律与特点，打击这类行为的难点，探讨了有效打击这类行为的努力方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司、监察办公室、办公室各部门加强内部沟通与协作，其他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与配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加大打击这类行为的工作力度打下了基础。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公安部、工商总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沟通，主动争取支持。公安部、工商总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这次会议和这项工作的支持，为今后打好打击专利诈骗行为攻坚战提供了保障。

　　（二）地方知识产权局积极行动

　　近年来，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一部署，各地方知识产权局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规模较大的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专利违法行为的行动。各地方知识产权局积极争取公安、工商等部门的支持，做好各项组织、协调工作，取得了成绩，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增强了全社会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信任。尤其是在专利诈骗行为发生比较严重的地区，地方知识产权局做了大量工作。

　　例如，在湖北省知识产权局的努力下，湖北省政府已将打击专利诈骗违法行为列为省政府打击商业欺诈工作重点之一。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精神，湖北省整规办和湖北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召开了由省高检、省公安厅、省公平交易局、省邮政管理局和省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的打击专利诈骗行为专题会议，并形成了会议纪要。

　　武汉市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多次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各种专利诈骗违法行为。武汉市知识产权局在打击专利诈骗方面已积累了多年的经验，近几年来，开展了多次集中行动，查处此类案件多起。武汉市知识产权局向副市长就此事呈报请示，副市长亲自批示，请市政法委副书记听取汇报。市政法委副书记听取汇报后，组织了包括知识产权、电信、金融、邮政和工商等相关部门召开的专项会议，开展以公安部门为主的打击利用“专利”事由实施诈骗违法犯罪专项整治活动。

　　河南省在1998年发生了打着“98全国专利成果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的幌子进行诈骗的案件，诈骗金额20余万元，河南省知识产权局及有关市局在受理该案后，将该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共有四人判刑，其中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会议认为，由于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具有不法分子作案手段隐蔽，单个案件诈骗金额不大，以及上位法缺失等问题，目前，各地知识产权局在查处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中存在困难，使这类行为一时难以得到彻底遏制。

　　会议提高了对于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重要性的认识，要求知识产权局系统要将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提高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政府荣誉的高度上来开展工作。

　　为切实维护政府、国际组织及合法组织的良好形象，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护专利权人和公众的合法权益，彻底遏制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会议对今后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工作进行了以下部署：

　　第一，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配合。各知识产权局要争取公安、工商、法院、检察院等方面的支持，加强协作配合，接到举报或发现线索时，积极进行调查取证，及时移送案件，积极做好各项组织、协调工作；要与其他部门不断探索新举措，共同打击和遏制这类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加强跨地区执法协作。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一般发生为跨省诈骗，不法分子与受骗发明人处于不同省份，流窜或连锁诈骗活动较多，造成了案件查处的难度。各地知识产权局要加强区域间执法协作，及时取证，互相支持，形成打击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合力。

　　第三，加大针对打击与防范专利诈骗行为的宣传工作力度。要广泛利用网站、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加强防范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宣传教育，增强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提高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识别不法分子利用专利进行诈骗的能力。例如，可以研究在邮寄专利证书时附带提醒防范专利诈骗的材料。要结合实例积极宣传介绍打击专利诈骗行为的举措、经验与实效。

　　第四，加强对此类案件的研究与探讨，不断加大打击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要针对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案件的特点，深入研究，提出对策，使这类违法行为难以逃脱法律制裁。可以探讨以刑法的诈骗罪，虚假广告罪，招摇撞骗罪以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对专利诈骗等严重违法行为予以查处，同时，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加大对这类行为的打击力度。



联 系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协调管理司行政执法管理处

赵梅生 陈明媛

联系电话：010－62083631

传 真：010－62083091

电子邮件：zhaomeisheng@sipo.gov.cn

chenmingyuan@sipo.gov.cn






实施《诉讼费交纳办法》对法院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马 晓 明


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于2006年12月30日对外公布，并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施行。新办法逐一细化标准并多方面降低诉讼费用，还扩大了司法救济的范围，意味着诉讼门槛的降低，便利百姓诉讼，顺应了民意，受到普遍欢迎。
“打不起官司”一直是社会反映较为强烈的一大问题，新办法打破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诉讼收费办法的惯例，并在名称用词上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将“收费”改为“交纳”。它的制定和颁布,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外行凑热闹,内行看门道。它一出台，就获得了百姓的一片叫好声；但也有业内人士对新办法的制定主体和有关内容提出质疑甚至反对之声。一部行政法规尚未实施，就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应,实不多见,可称得上我国法制史上的一起重要事件。本文试从实施新办法的角度浅谈自己的观点,即它的将会对今后法院工作产生的影响及如何对策,笔者萌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理性思考。
一、新办法的实施对法院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影响
　诉讼收费标准降低之后，必然会引发一些新问题，重视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是保证法院各项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获悉，很多地方法院已展开专门调研，最高法院也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意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不知面临经费缺乏保障而案件却大量上升的必然结果,会给地方法院带来多大的困扰，还有待于在今后观察。笔者认为，如果国家不对法院现行经费保障制度进行真正的彻底性改革，那么在新办法实施后，将对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将产生很大的冲击，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和队伍建设都必将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具体分析如下：
问题一：业务经费缺口大，司法经费难保障
　新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诉讼费用全额上缴财政，纳入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于财产案件是基层法院诉讼费的主要来源，据人测算，新办法实施后，基层法院所受冲击最大，降幅可能超过60%，偏远法院下降更严重，将降幅达80%以上，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基层法院恐怕连“保运转”都会相当困难。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除了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较为普遍的是，法院从日常运转到基础建设，乃至某种程度的福利待遇，都高度依赖于诉讼费用的征收。据报道，长期以来，全国大部分基层法院都面临“收支两条线”落实的困难。不少地方财政为了减轻包袱，还采取以收代支的方式，让法院用诉讼费弥补财政拨款留下的缺口，诉讼费因此成了法院业务经费的重要来源。据了解，诉讼费收费标准的降低，使得人民法院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层法院办案经费的解决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法院的基本司法经费不能得到保障，就难以确保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问题二：案件数量上升幅度增大，案多人少矛盾更为突出　
据统计，我国民商事法官目前人均年结案达到一百二十余件。在一些案件较多的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一名法官一年办二百件以上民商事案件的情况较为普遍。我国东部地区法院近十年来受理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但法官人数并没有增加，案多人少严重制约了“案结事了”的实现和审判质量的提高。按照新办法，诉讼费降低了,案件数增多了,办案压力更大了! 尤其是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将更为突出，这种情况可能在新办法实施后不久就会表现出来。据报道，今年以来，全国很多法院较往年同期（一季度）相比，受理案件的数量下降很多，这是极不正常的。可以合理预见，4月1日后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数量将不可避免地大幅上升。如果一个月几十件甚至上百件案子在法官手中超负荷周转，使法官成了“办案机器”，这不仅有损于法官的身体健康，还使法官无瑕钻研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公正和效率。
问题三：恶意诉讼存在生存空间，滥诉现象可能不断出现
这次诉讼收费改革之后，由于诉讼费门槛进一步降低，当事人启动诉讼的风险将大大减少，在当前我国尚有相当一些人理性诉讼意识偏低的情况下，新办法的一些规定给恶意诉讼留下空间。以前驳回起诉的诉讼费按50元标准收取，新办法规定驳回上诉的案件无需交纳案件受理费，一些无理诉讼或想拖延执行时间的当事人可能会更频繁起诉了。新办法还规定撤诉减半交费，使得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即便想撤诉，但顾及撤诉仍收费，也可能选择打完官司，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新办法规定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10元，同时规定，以调解或撤诉方式结案减半交费。据此，一件劳动争议案件如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法院只能收取5元的诉讼费用，如此廉价的诉讼费极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诉权。随着公民打官司的意识日益增强，贫困地区法院是人等案还好，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将面临滥用诉权的现象。近几年，恶意诉讼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诉权被滥用的问题日益突出，问题关键在于现行法律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尽管法院不支持恶意诉讼者的诉讼请求并判其败诉，恶意诉讼者顶多是承担为数不多的诉讼费用而已。新办法对诉讼费的大幅下调，不能不说是对滥用诉权者的一个大好“消息”,这也不利于建设诚信社会。
由于诉讼费用极低，当事人在打官司时，不再综合考虑诉讼成本，只要有纠纷，就告到法院。原来官司打不起，现在可能演变为谁官司打得越多，占国家的便宜就越多，这使得司法资源被极大浪费。新办法同时规定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这给一些无理诉讼、恶意诉讼的当事人留下了更多诉讼空间。多年来，驳回起诉案件的诉讼费均按50元的标准收取，这对少数当事人滥用诉权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现在不收取诉讼费，将会放纵当事人滥用诉权，不但浪费了法院的有限审判资源，也不利于民商事案件定纷止争效能的发挥。法律之所以规定打官司必须交纳一定的诉讼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为起诉者设置一个适合现行诉讼渠道容量与处理能力的门槛。极低的诉讼费就相当于没有了诉讼门槛，这样更多的社会矛盾将直接涌向法院，而这恰恰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诉讼远非经济、便捷的解决方案，原、被告双方一旦对簿公堂，并不都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国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设计了大量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试图以此大幅度地缓解诉讼渠道受理案件的压力，从而有效降低法治成本。
　问题四：拒执成本降低，执行难度加大
许多基层法院的执行法官担忧，新办法实施后，极有可能加剧“执行难”。办案经费不足将造成法院没有足够经费查找当事人及其财产下落等，以前常见的夜间执行、数日蹲点守候“老赖”的做法可能减少，造成“执行难”。在案件执行上，如果被执行人主动履行跟法院多次追讨在经济上没有实际区别，这等于降低了违法成本，所造成的诸多负担是法院不能承受之重。降低收费标准最终使谁受益？因为诉讼费用、执行费用最终由败诉方、被执行人承担，即由民事、行政违法者或义务人来承担，所以降低收费标准将使他们受益。如按旧办法，劳动争议案件一般按50元收取，而现在只收10元，如此一来，企业就可以任意侵犯职工权益，因为违法成本太低了！诉讼收费本应具有税收、限制诉权和惩罚违法等功能，而新办法几乎体现不出以上任何功能了。
问题五：法官执法理念受到挑战，构建和谐司法面临困境
“公正与效率”作为当今法院的工作主题，成为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中心。然而，诉讼费下调引起的“诉讼爆炸”将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与效率。在法院经费状况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交纳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基层法院，其在诉讼中对简易程序的使用将可能因为“诉讼收费减半”的规定而遭致规避，使得普通程序被人为普遍适用，并因此形成恶性循环，造成司法资源更加匮乏，案多人少矛盾日益尖锐，审判效率难于提高。类似的还有调解，调解的案件减半收费会不会造成一种该调不调的利益导向，因为毕竟不能保证每一名法官都是高尚的人。人民法院一直主张运用调解结案的方式来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但“调解结案收费减半”的规定完全有可能导致基层法院为了确保诉讼费用的一半不至于流失掉，审案时该调不调、能调不调，甚至以判代调，同当前强化诉讼调解的时代主题背道而驰，不利于建设和谐司法。
问题六：法院队伍建设面临严峻考验，人员分类管理亟待建立
新办法实施后，由于案件数的不断增加，法官资源越发显得匮乏，这就会进一步加大受理案件数量和审判力量的差距。这对本来就工作负荷重、法官人手少的大部分基层法院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许多基层法院领导担心，诉讼费下调后，一线办案法官工作量成倍加大，如果经费保障再不到位，致使办案法官待遇不升却降，法院的人才保障工作就会更加困难，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基层法院将很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边远及贫困地区法院“内缺粮草外缺救兵”的现象由来已久，而现在，这些法院又开始担心新办法的实施会让这种局面更加难以为继。
虽说我国法院目前具有法官职务的人员数量其实并不少，但并非具有法官职称的人员都办案，有相当数量的法官不办案或极少办案，实际一线办案法官只占全部法官的一部分，还有一大部分人员从事审判辅助工作、司法行政工作和其他法院工作，总之各有各的工作。在案件受理数量与办案法官人数不成正比的情形下，挂名法官过多使得司法资源极度匮乏。因此，新办法实施后，该不利情况一方面将对办案法官队伍的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必将加快推进法院人事制度改革，合理核定法官员额，实行人员分类管理。
二、诉讼收费立法建议与法院经费保障对策
据称新办法的基本精神是体现司法为民，建设和谐社会，司法机关不是赢利机构，不能靠诉讼费挣钱，原有诉讼收费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从这个意义上，新办法有其进步性；但另一方面，诉讼费下调后,法院的业务经费应该由财政充分保障。否则,通过诉讼费下调的方法来惠及公众的初衷可能无法实现,并导致全社会的怨声载道更加剧烈。同时，我们不能只看新办法内容的合理性，而忽视了程序的正当性，因为良法的制定也要符合程序正义。否则，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分职权、职能区别，都越权立法，岂不乱套。尽管新办法非常顺乎民意，但仍存在合法性问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好比审判案件程序违法，不管判的多公正，也会被发回重审一样。正因为国务院无权行使司法权，所以新办法执行起来很可能有争议。因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应适时撤销该办法，并应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和《立法法》制定《诉讼收费法》或《诉讼费交纳法》，这样不仅可以满足立法者应当中立的要求，而且还有合法的立法依据，不会出现越位立法的现象。
新办法实施后，可以想象，如果缺少相关的配套措施，新办法的执行极有可能直接影响许多基层法院的正常运转。有消息称，针对基层法院的实际困难，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会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研究制订了草案，以避免对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工作产生大的冲击，最高人民法院已商有关部门研究具体解决办法。同时，申请财政部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对部分法院因诉讼收费标准降低造成的困难给予专项补助。据了解，目前，很多法院针对新办法实施后所面临的经费等困难如何应对展开专题调研，有的法院已向地方财政打报告争取经费，还有的法院甚至提出勤俭办公、撤并法庭以减少开支等办法。　　　　
笔者认为以上办法仅是权宜之计、短期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期以来，“以收定支”“收支挂钩”等违反财政纪律的做法屡禁不止。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基层法院办案经费难以列入财政预算，即使列入也难以保证，法院办案收取的诉讼费仍是一些地方核定法院经费的重要依据，“收支两条线”名存实亡，执行走样。有的地方法院为了解决经费困难而违纪多收乱收，一些基层法院院长常常把相当的精力用在跑经费上。“以收定支”、“收支挂钩”的做法，既妨碍法律和中央政策的执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法官公正履行职责，容易衍生腐败行为。
地方法院是国家的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为从制度上、机制上保障法院切实独立行使审判权，中央应当科学合理地妥善处理好诉讼费下调与法院办案经费保障之间的关系，对法院各项经费予以充分保障，因为法院经费就是法院的“粮食”。下调后的诉讼费缺口很大，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保障，那么司法为民岂不是是空中楼阁！诉讼费用降了，法院经费保障应跟上，否则，无疑是“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笔者设想法院经费保障改革的长远目标应当是：法院经费实行国家财政保障，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以减少地方干扰，甚至可以象军费一样单列，法院不再受制于各级地方，地方法院一旦财政独立，再加上人事独立，许多长期存在的弊病和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得到有效解决。
据业内人士透露，当时讨论新办法草案时，基层法院的困难就已经在预计之中了。由于国家还没出台相应的配套保障政策，解决办法仍处于探讨中。因此，笔者有信心预测，这对法院彻底切断法院经费和诉讼费的关联来说是一个良好契机，可谓黎明前的曙光。因为既然国家下决心切断关联，那么也应该拿出切实有效的经费保障方案。无论最终出台的司法经费保障措施具体方案如何？都犹如棋局上的一招胜负手，要么一招不慎，则满盘皆输，基层法院成无米之炊；要么一招定胜，迈出司法经费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为今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筑下坚实的根基。


作者单位：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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