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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司法中引入听证制度的设想

王俊


摘要：在监狱司法工作中引入听证制度促进监狱工作的社会化不仅是当前监狱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增加司法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监狱司法听证制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不但要借鉴其他行业的成功经验，还应当根据自身行业的特点制定可行性的操作规范。同时应当避免听证的形式化，强化听证结果的法律效力，并保证在监狱司法社会化的建设过程中必须与驻地的城市建设保持同步。
关键词：监狱司法 社会化 听证制度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也是国家司法堡垒的最后一道防线。监狱司法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长治久安。可是往往由于监狱性质的特殊性，长久以来在民众对旧监狱根深蒂固的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在社会生活中监狱往往被当作独立于“三界”之外的神秘一域从而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这无疑是片面和不正确的，是不符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要求的，更有悖于我国司法以及刑罚执行的最终目的。众所周知，服刑人员虽然触犯了刑律，但其仍然是社会人，在服刑过程中其社会属性并没有丧失，监狱改造服刑人员的最终目的也是使其成为守法的合格公民并走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是其最终的归属。因此，监狱司法的社会化问题就自然而然成了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把听证制度引入监狱司法当中的现实意义
㈠、引入听证制度促进监狱司法的社会化是当前监狱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建设发展过程中，监狱如何通过依法治监、科技兴监，加速观念更新、机制创新，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监狱，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质量地完成惩罚改造服刑人员的艰巨任务，有效地应对和治理社会犯罪，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社会生活创造一个积极、健康、纯净的环境是当前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
由于历史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全国绝大多数监狱（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大部分监狱）都远离城市和交通干线,几乎处于封闭状态。近些年来，尤其是1994年《监狱法》颁布实施以来，监狱事业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极大关注，监狱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尽管这样，监狱工作仍鲜为人知，更谈不上被公众理解和关怀，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了监狱工作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工作的社会化就成了在现实环境中监狱发展的必由之路。尽管在广大监狱工作者主动出击，利用各种手段扩大监狱影响，宣传监狱事业，使改造服刑人员、保社会平安稳定这一伟大事业深入人心的各种举措中，监狱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但就总体而言，引入并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监狱司法听证制度，让更多的社会元素参与到监狱管理工作当中来，并以此进一步深化监狱司法工作，彰显监狱司法工作的社会化功能才是目前大力促进监狱工作社会化的有效措施。
㈡、引入听证制度促进监狱司法的社会化是增强执法透明度，促进执法公正的客观要求
人们经常将权利分为两种：公权和私权，执法权显然是属于公权的一种。法国法学家狄骥说过“不存在一种因国家权利存在而不同于私权的所谓公法精神，法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公平精神”。在监狱司法的具体实践中尝试引入执法听证制度无疑会加大执法的透明度，促进执法公正，消除民众因不了解监狱行刑程序而产生的隔阂和误解，加大民众对监狱司法的信任度。因此，监狱司法听证制度的建立，可以使更多关心监狱工作和与监狱司法工作息息相关的人们走进监狱，参与到监狱的司法工作当中来，最大限度地使监狱司法工作透明化，同时可以有效防止专权和武断，最大限度地限制监狱这个司法主体公权的滥用，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
在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中，依法行政是核心。如果抽去依法行政的内容，依法治国就会变得空洞和残缺。有法可依固然重要，但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就应当认真审视其执法程序的合理性。听证程序是民主化的产物，在没有设立司法听证程序之前，司法决定都是在监狱机关调查之后直接做出，加之申诉程序固有的局限性，很容易导致监狱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暗箱操作”，腐败得以滋生。通过司法听证程序，司法过程的公开性、透明度得以增加。在有效地保障相关人权益的同时，监狱的声誉也得到提高，在司法主体与相关人之间架构起一个双方能够沟通与合作、引导与接受的空间。
然而，依据现有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监狱对于服刑人员的减刑与假释研究、报送以及其他行刑政策的制定程序，并非是一个能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完整意义上司法程序。这主要体现在：一是监狱的刑罚执行只依据监狱自身的一方的证据与材料，缺乏听取相关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二是减刑与假释研究、报送的整个过程实行有限的公开，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三是受减刑与假释裁定影响的相关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缺乏救济途径，无法有效地对监狱出台的司法政策以及对服刑人员行政、刑事奖励结果提出异议。因此，尽管法律规定了环节上的监督程序，但因为提起减刑与假释程序本身的缺陷，这种监督效果非常有限。司法实践中，减刑与假释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听证制度的实施无疑会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同时可以有效避免在监狱出台司法政策以及对服刑人员进行行政、刑事奖励的过程中偏听偏信，更能使相关人信服，也有利于最大程度上接近正义。
㈢、引入听证制度促进监狱司法的社会化可以创造一个理解、宽松、支持、透明的监狱执法和发展环境
高墙、电网、哨兵、黑房，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监狱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地方。也正在与此，进而错误地认为如此神秘的地方必定是无公正和正义可言的。这样一种社会印象无疑对监狱的司法和发展是不利的。在监狱司法引入听证制度可以使更多关心监狱的人走进监狱，接触监狱日常的管理工作，从而揭开监狱工作神秘的面纱，将一个积极、健康的监狱管理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笔者以为这具有多重的社会意义。
监狱对服刑人员的减刑与假释刑事奖励是指对判处一定刑罚的服刑人员，根据其服刑期间的具体表现，依法减少其应服刑期限或附条件予以提前释放的一种制度，减刑与假释影响到服刑人员自身与社会的重大利益。所以，如果说对服刑人员判处刑罚是第一次审判，那么对其的减刑与假释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审判。因而对服刑人员的减刑与假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用之得当，则有利于服刑人员的教改造，用之不当，则加剧服刑人员抗拒改造的心理，也会引起群众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入听证制度首先有利于促进监狱司法的公正、公开与文明。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监狱工作对外界一直处于封闭和保密状态，听证制度这种社会因素的介入，打破了监狱司法的封闭格局，它将国家刑罚的执行暴露在“阳光”之下，增强了监狱执法和管理活动的透明度，激发了监管部门在行刑方式等方面谋求改革的动力。这样有利于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素质和管理水平，促进监狱行刑的透明化、规范化、法治化，对于建立和保持监狱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环境，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听证制度密切了监狱与社会的联系，是司法机关尊重公众知情权的体现，能有效促进监狱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衔接，彰显了国家司法的文明和社会法治的进步。除此之外还有利于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畅通了社会各界对监狱的了解渠道，使公众对监狱的教育管理方式以及服刑人员的生活有了更加直观形象的印象，可以切身体会到大墙内的戒备森严以及失去自由的痛苦，进一步认识到法律的威严，从而增强法制观念，自觉对自己思想和行为进行约束，做到远离犯罪、杜绝犯罪、防止犯罪。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监狱司法的社会化可以使民众对监狱有清楚正确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理解、宽松、支持、透明的监狱执法和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㈣、引入听证制度促进监狱司法的社会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法治。近期，为了保证减刑、假释案件的透明与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今后对减刑、假释案件将一律实行公示制度和有条件的公开听证制度。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减刑、假释工作的专项大检查，以保证此项制度的顺利实施。这种种信号都表明实施听证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客观需要。
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力量，监狱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肩负着特殊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的同时，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的多元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化也日趋明显，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多，各种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甚至有人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监狱对违法犯罪的惩罚效应，虽然对其他社会成员也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监狱工作也不再是独立于“三界”之外的神秘一域，而更应该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管理的“矫正学校”。这就要求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监狱的司法工作当中来，只有此才更有利于打击犯罪、预防和减少犯罪，才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才更能集中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㈤、引入听证制度可以有效降低行刑成本
监狱民警只是监狱司法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而并不是全才，如何使服刑人员改造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最终还是由社会说了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各阶层参与到监狱的司法管理当中来，可以为监狱提供更多的社会信息，对服刑人员在改造中尽快地适应社会需要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监狱在这方面走弯路，简化了监狱方面做大量调查的程序，降低了行刑成本。
二、监狱司法过程中如何具体实施听证制度，实现监狱司法的社会化
㈠、监狱司法听证制度概述
一般认为，听证程序来源于英国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natural justice），而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使其进一步深化。这种程序要求在行政领域内实行通知、听证、当事人理由之申辩三项程序，而听证程序是其核心内容。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听证程序一般认为来源于其法治国理论。其本质便是公民运用法定权利抵抗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缩小公民这类“弱势群体”与行政机关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监狱司法听证制度是指在监狱的司法过程中就监狱的刑法执行、司法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以及对服刑人员进行行政、刑事奖惩的相关事项召集相关人（即服刑人员及其家属、个案受害人以及代理人、社会执法监督员、服刑人员户籍地以及居住地公安机关代表、服刑人员居住地居委会、教育界以及服刑人员步入社会后理论上可能接触到的社会各层面的相关人员代表）进行听证，并就听证事项展开辩论，最后依据法律程序和听证结果综合得出对该事项件的最终评判。
㈡ 、个别监狱在对服刑人员实施减刑、假释等刑事奖励过程中召开听证会的实践探索以及成效
在对听证制度的具体实践中，我市监狱系统垫江监狱的初步尝试和所取得的成效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垫江监狱领导班子决定就监狱服刑人员行政(刑事)奖励工作举行听证会的初衷就是为了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促进监狱民警进一步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就是要通过听证这种方式，将监狱执法工作置于法律、人民群众和服刑人员家属的监督之下，促使每一个执法者严格执法、公正执法，保障服刑人员的正当权利，让社会了解监狱、监督监狱、支持监狱。”实践证明，此次听证的具体实践所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
㈢、全面实现监狱司法听证制度的行业化和程序化
我们这里所说的听证制度在有效地借鉴行政听证程序合理部分的同时，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1、 对于听证陈述人的遴选问题。
笔者认为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加听证会的陈述人应该首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听证人应该包括服刑人员及其家属，个案受害人以及代理人，当地公安机关、服刑人员户籍所在地及发案地公安机关代表，社会执法监督员，服刑人员居住地、户籍地居委会，当地教育机构代表以及服刑人员步入社会后理论上所能接触到的各层面的人员原则上都可以参与到监狱管理的听证程序当中来。听证陈述人的遴选包括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人数的合理比例。听证事件对各方利益的影响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暂时或长远，所以各方对所参与听证事件的态度和关注是不同的。同时由于维权意识和政治素质的差异，听证有可能会出现某一（些）利益方声音的缺失。我们在听证陈述人中列入服刑人员个案受害人以及代理人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使各方的利益趋于公平，同时也让其充分地行使权利，对服刑人员的改造进行有效的监督。再者，由于涉及自身利益，参与听证各方都会想方设法尽可能的表达自己的声音，压制其他利益方的声音，以达到控制听证，最大程度的争取自己利益的目的。虽然强势利益集团操纵听证的情况还没有出现，但为预防这种情况出现作必要的准备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作为听证机关，监狱方面应该在进一步拓宽市民获知听证信息的渠道的基础上，注意利益不大显现（或称潜在利益）的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要求，吸收他们的代表作为陈述人参加听证会，使其的意见表达能在听证会上得到体现和被考虑。具体操作可以确立比例代表制、职业代表制相结合的代表产生方法。使听证机构能够获取更公正、客观的资料和信息。其次，为保障听证陈述人的公平代表性，参加听证会的代表的组成和人数比例也要反映利益结构，既要达到表达意见的目的，又要防止平均主义。所以可以推行“正反比例制”，以平衡不同意见持有者的参加人数，这样可以防止强势利益集团操纵听证会。
2、听证范围的确定问题。
目前各地各行业的听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随司法者的主观意愿决定是否听证。为了保证听证制度的严肃性和规范化，在监狱司法听证制度中明确规定听证的范围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现阶段实行监狱司法听证制度应涵盖监狱刑罚执行政策的制定，对服刑人员的行政刑事奖惩以及其他监狱司法方面的内容，在今后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的运作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3、 听证时是否允许辩论。
听证会常常因出现多种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见难免变成实际上的辩论场所。笔者认为，在听证陈述人采取对抗式辩论时，双方激烈和充分的辩论往往能够帮助听证机关采集到大量不易获取的宝贵信息和资料，而且可以通过辩论发现深层次的问题。其用意是让听证会组织机构的注意力集中于代表们的意见而非争论的过程。但如果发言人偏离主题或有其他不适当的言行，听证主持人可以停止其发言或驱逐其离场。
4、听证参加人能否被代理的问题。
在以往其他行业举行的听证中，出现了陈述人聘请律师或他人代为陈述或表达意见的情况，这引发了听证参加者能否被代理的争论。肯定者认为，代理人可以弥补陈述人能力上的不足，更好的表达陈述人的意见，维护利益方的合法权益，也使司法听证更有效率。反对者认为，听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倾听各利益方的意见，而不是辩论出一个结论或者说服他人，没有必要委托代理人；而且陈述人的利益只有陈述人最为清楚，这种意见只有特定利益的陈述人才能拥有，代理人的意见和信息难免失真，甚至可能出现代理人与对方相串通的危险，因此不宜适用代理人制度。不可否认，代理人在表达意见和提供信息方面会产生失真的情况毕竟代理人不是切身利益的相关人，在有些方面可能会不够尽责尽力。但是在目前我国现阶段公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的环境下，代理人因其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为丰富的法律知识，在收集证据、遵循程序、协调沟通和对法律问题的分析等方面，代理人具有极大的优势，这种代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听证会的陈述人不同于证人，不要求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因此在相关法律上并不禁止被代理，代理人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听证人和陈述人都应注意加强对代理人的监督。
5、明确规定听证主持人、听证陈述人的权利义务。
听证陈述人在听证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依法出席听证会的权利；提出建议、意见的权利；维护自身利益与公益的“言论免责权”；提出质疑权；知情权；人身保障权等）和应当履行的义务（包括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遵守听证纪律；维护听证秩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并如实反映群众和社会各方的意见.，查阅听证笔录并签署名字等）以及法律责任（规定在听证中代表人玩忽职守，滥用权利或不尽法律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在听证时，听证主持人除起一个组织、协调与调控的作用以外，还应当起到对相关法律程序、制度的宣布和把握作用，总之他的立场应当中立并无偏颇，同时应当规定听证主持人的责任制。对听证过程中出现的违背听证法定程序和实体规定的行为，应当给以相应的处罚与制裁，以增强听证主持人的责任感。通过司法明确界定听证主持人、陈述人二者的权限范围以及责任条款，准确认定其行为的效力。
6、建立对监狱司法听证的监督机制和法律责任制度。
听证制度的良好运行需要一套系统而有力的监督机制。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内部的监督体系，以规定听证关系中各方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法律对责任条款的规定应当是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应当加强听证部门内的监督，通过事前的引导、事后的复查等加强对事件的听证监督。另一方面，加强对听证的外部监督。听证是通过一种公正、公开、民主的方式来促进监狱科学文明执法的一种制度，监狱司法听证应当依据相关监督制度由有关机关加以监督，同时还应接受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等对听证的监督。
三、监狱司法社会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㈠、杜绝听证的形式化，强化听证结果的法律效力
在以往其他行业运行听证的实践中，往往会出现由于听证的结果与组织者的初衷大相径庭，听证组织者出于对个人集团利益的考虑下，对听证结果听而不“证”的现象，这与听证制度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也极大地挫伤了听证参与者的热情，损害了执法的质量和权威，也影响了听证制度在司法中的地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应当强化听证结果的法律效力。笔者认为，为了避免听证制度的形式化，对听证结果的效力作出明确的、有约束力的规定是必要的。因此，为保证听证结果的效力，可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听证结果处理的程序和方式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㈡、监狱司法的社会化与当地城市建设协调步伐的需要
我国的监狱大多分布在城市的周边地带，若干年以来，对带动驻地城市建设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监狱司法的社会化也不能脱离当地的城市建设进程搞盲目的社会化建设，否则便是不切实际的蛮干。不但会加大行刑成本，还会使监狱的社会化建设功亏一篑，严重的反而会成为监狱发展的桎梏。因此在监狱进行社会化建设过程中要了解掌握驻地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的新动向、新问题以及出现的新的利益群体和矛盾冲突，以便适时调整监狱自身的发展方略，在真正意义上推动监狱司法社会化的建设步伐。
㈢、实施监狱司法听证制应坚持的几项原则
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合法性评述

江西赣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薛建园


一年一度的律师执业证（含律师事务所）年度注册工作正在全国各地展开，全国的十万多律师及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讫今没有谁对此提出异议。的确，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前，律师执业证的年度注册的合法性无庸置疑。但是，《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律师执业证的年度注册还合法吗？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并做简略分析，以就教于全国十万律师同仁。
一、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属于行政许可范畴
1、从行政法理论看
行政许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其含义是指行政主体依照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依法赋予其拥有可以从事某种为法律一般禁止的权利的资格的法律行为。以此含义来反观律师执业证的年度注册，不难看出，律师执业证的年度注册属于行政许可范畴，即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行为是司法行政机关（行政主体）赋予律师拥有继续从事律师职务的权利的资格的法律行为。分析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它具有行政许可的一般法律特征：
A、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是司法行政机关赋予律师可以继续执业的赋权行为。从反面来理解则是，若律师不申请执业证年度注册或者司法机关不为律师执业证进行年度注册，则律师不能继续从事律师职务。所以，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是一种赋权行为。
B、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以“律师执业证不进行年度注册则不能继续执业”这一“禁止义务”的存在为前提。若没有这一禁止义务的存在，则律师执业证无需进行年度注册仍可以继续持证执业。
C、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是直接赋予律师可以继续从事律师职务的权利和资格。反过来讲，若律师执业证没有进行年度注册，则丧失继续从事律师职务的权利和资格。
D、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是依律师申请的行政行为。当然，这种申请是司法行政机关主动要求律师提出申请，而非律师主动申请。但是，尽管是律师被动申请，但倘若没有律师的申请，司法行政机关也不会为律师的执业证进行年度注册。
E、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是要式行政行为。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的表现形式是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执业证上加盖“律师注册专用章”，这一盖章行为，是要式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一。
2、从法律及司法部规章的规定看
《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律师法》规定，律师资格取得者欲从事律师职务，必须向司法行政机关申领律师执业证，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律师职务。司法部发布的《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规定：律师执业证每年注册一次，未经注册的执业证无效。从上述法律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可以看出，司法行政机关依律师资格取得者的申请向其颁发律师执业证，是赋予其可以从事律师职务的权利和资格；司法行政机关每年对律师执业证进行注册，是赋予律师继续从事律师职务的权利和资格。换句话说，若律师执业证不进行年度注册，则律师不能继续从事律师职务，即丧失了继续从事律师职务的权利和资格。由此可见，司法行政机关颁发律师执业证和对律师执业证进行年度注册，都是赋予律师可以从事律师职务的权利和资格的法律行为，即是行政许可行为。
二、律师执业证年度注册的规定与法律规定相悖
《行政许可法》规定，只有法律、法规及地方规章才有权设立行政许可，部门规章无权设立行政许可。《律师法》没有关于律师执业证须进行年度注册的规定，只有律师资格取得者欲从事律师职业时须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以取得律师执业证后才可以从事律师职务的规定，而没有律师取得执业证后每年还须进行年度注册的规定。其他的法规也没有类似的规定。关于律师执业证每年须进行年度注册的规定，前面所提及的，只见于司法部于一九九六年以司法部令第46号发布的《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以下称《办法》）。《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律师执业证每年注册一次，未经注册的无效。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前，该规定当然是有效的，但是《行政许可法》实施后，由于上位法??《律师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作为无权设立行政许可的部门规章，《办法》的这一规定无疑没有上位法作依据。没有上位法作依据，《办法》的这一规定就与《行政许可法》相抵触。所以，在《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司法行政机关继续为律师执业证进行年度注册没有得到法律的授权。是一种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而言之，司法部发布的《办法》里关于律师执业证须每年进行年度注册的条文是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应当予以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