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泸沽湖风景区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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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制宣传教育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

福建省大田县司法局文江司法所 廖明绩

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指群众性矛盾纠纷事件，它的参加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成百上千人，这类事件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和社会复杂性，如果处理不当则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根据我县实际情况和本人的亲身经历，就如何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谈几点个人体会。
一、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性质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管理体制，利益关系和活动领域等都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原有模式逐渐被打破，利益冲突普遍，社会矛盾增多，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我县群体性事件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参与人数多。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而往往会涉及群体性利益。如矿产开发、拖欠工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企业因重组、改制、破产引起工人下岗等重大问题。一旦处理不仅当极易产生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从我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规模较大，几十人、上百人甚至数百人的群体性事件也曾发生过，参加者有农民、下岗职工等。
二是对抗性大。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是干群关系处理不当和政府及相关部门没有依法办事产生的，加上一些合理的要求长期得不到解决，群众对立情绪大。过去一些上访的群众大多情绪比较克制，多数只在本单位、本地方反映情况等，现在多是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不少上访者认为找单位不如找政府，找政府不如堵公路，意在把矛盾推向社会，扩大事态，以引起高层关注。
三是发展的趋势更加复杂。近年来一些群体性事件出现组织化倾向，跨地区、跨行业的群体性事件呈增长趋势，多数群体性事件背后都有组织者、策划者，甚至有个别组织者、策划者利用群众的对抗心理，煽风点火，造谣中伤，意在扩大事态，造成社会混乱，要挟党委政府放弃原则就范，以达到他们混水摸鱼的目的。
对于群体性事件如何定性，不同的认识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基层党政领导认为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是一些“刁民”，对他们应当采取强硬措施，所以，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时，往往动用警力抓人，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党委政府的形象，这是由于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认识不清，从而产生处理不当而引发不良后果。我们认为，当前很多群体性事件虽然表现出很强的对抗性，但是，从根本上讲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理由是：第一，从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具体事件看，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因为个别基层党政领导决策失误造成众多群众的直接利益受损；二是有些党政领导没有依法办事，侵害了群众的利益；三是有些党政领导工作不负责任，官僚主义严重、推诿扯皮，不做具体扎实的工作，引起矛盾愈来愈尖锐，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第二，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只是为了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即使个别有人背后组织，煽动的群体性事件，众多的参加者也是在不明真象的情况下，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而参加的，而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当然只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就不能采取专政的手段，即使是有人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只可对背后的组织者给予法律制裁，而不应对广大群众采用强制性手段。总之，对群体性事件一般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
二、法制宣传教育是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
预防和处理群体性纠纷，有多种途径，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发展经济，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治标之本；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依法行政是减少群体性纠纷的重要途径；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我县各地也采取了一些正确有效的方法：如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说明教育的方法等等。但从工作的实践看，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中法制宣传教育手段发挥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角度看，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它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而且有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减少出现反复的后遗症。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胜利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战胜任何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经验和优良传统之一，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来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又一体现。它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虽然形式上“软”，但比起动用警力来效果要好。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不仅规范着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也调节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较其他规范更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强制性。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将法律知识寓教于宣传教育之中，可以依照法律找出每个参与者行为的合法性和违法性，发现每个参与者的合理要求和无理要求，合法、合理的要求应予尽力解决；违法，无理的要求通过对照法律一目了然，使群众口服心服。同时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解决群体性事件时也可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纠正不依法行政、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使矛盾逐步化解，事态尽快平息。
（二）从预防群体性事件的角度看，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化，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提高党政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人民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利能力，是一种治本方法。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看，大多源于一些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个别工作人员处理问题不当或不能依法办事，许多群众法律知识不强，一但发生矛盾，极易引发群体冲突。所以，法制宣传教育是治本之策。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一是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是提高广大群众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三是使广大群众明白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了这三条，就可以从根本上防止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告诉群众，把公民的权利义务告诉群众，把即将办的事情告诉群众，通过法制宣传教育，说服群众，认清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因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损害整体利益，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了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了群众分清是非的能力，这样就能使群体性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即使发生了群体性事件，也能在平定后不再复发。
三、如何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最佳效果
使用法制宣传教育这一方法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我们认为，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才能产生最佳效果。
（一）要运用好法制宣传教育手段，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要首先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运用法制宣传教育这一重要手段，在处理干群等矛盾中，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
（二）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应当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民意、民忧，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通过违法形式表现的合理要求，这就要求基层党政领导干部为了预防和圆满解决群体性事件，要以高度的责任心，满腔热情地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及时掌握群众在做什么，想什么，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怨气。掌握群众的情绪，群众的态度，群众的希望与要求等等。这样才能找到矛盾激化的结症，对症下药，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帮助群众克服暂时的困难。
（三）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法制宣传教育手段要与其他手段结合运用，虽然法制宣传教育手段能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法制宣传教育不是包治一切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它需要同其他社会管理手段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在平时矛盾没有达到激化状态时应注意法制宣传的教育作用，使广大群众懂得怎样遵守国家法律、怎样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尽量将事态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矛盾已经激发、群体性事件已经发生时，就必须充分发挥各种手段紧密结合的措施，“软”手段和“硬”手段结合运用，一方面，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单靠行政命令和强制力是行不通的，只能依靠“软手段”，进行深入细致的法制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对极少数严重违法者，只开展宣传教育也是难以奏效的，必须依法采取“硬手段”，坚决打掉其嚣张气焰，以教育广大群众，收到平息群体性事件好的效果。
当然，要从根本上减少和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更应当依靠平时的法制宣传教育，只有群众知理懂法了，才会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解决问题，不采用过激手段，不采用违法方式，扩大事态。　　　　　　　　　　　　　　　　　


浅谈我国强制险的法律适用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日益优越，风险意识也日益提高，据调查，中国中上以上生活水平的家庭已经人手一份保险，很多生意人也纷纷为自己的厂房、公司、投资风险、合同风险购买各种各样的保险。但从笔者接触的很多关于保险纠纷的案件来看，很多投保人仍然缺乏对保险法的相关知识，当意外事故发生时，他们所购买的保险却不能如他们所愿为其分担财产损失。通过跟当事人的交流，他们的习惯思维是每种保险都是遵循同一个规则，谁买保险，保险公司就向谁给付保险赔偿金，或者只要自己的财产购买了保险，当其遭受损失时，任何受损失的当事人都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其实，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保险合同遵循的是合同法契约自由的原则，合同双方拥有完全的合同自由，唯一遵循同一规则的保险是强制险，因其适用遵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也叫法定保险。在法律适用中商业险与强制险是有严格区分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与强制险的区别更是微妙和重要。对两者的区别认识对现实生活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那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与强制险有何区别？中国实施最广泛的强制险——交通强制险（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险在适用中又应如何区分呢？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详细回答。
一、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与强制险的区别
首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与强制险的立法意图不同，现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能实现强制险的立法目的。我国《保险法》是在世界保险业和保险法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保险法具有世界性。从西方国家保险业发展之初至今，无不遵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所以保险是在这一理念基础上的一种风险分散制度，基本原理是集合危险，分散损失，根本目的是团体共济，我国《保险法》也是建立在这一根本原理之上的。就责任保险而言，由于被保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后，需要在其财产中做出部分支出，这样就会导致被保险人责任财产的减少，为了弥补这种减少的损失，产生了责任保险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将责任保险归类于财产保险的原因。可见责任保险实际上是以被保险人全部责任财产作为保险标的的一种保险，立法目的在于实现被保险人责任财产的平衡。虽然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第三者的利益，但是这种保护要受到保险合同的制约，具有事后赔偿的性质，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副产品。强制保险又被称为法定保险，是根据国家法律或行政命令，在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强制建立的保险关系，要求特定范围内的任何标的都必须参加保险。它是国家从保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强权实施的一项保护保险合同关系以外第三人的制度。国家负有处理社会问题的职责，就利用了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模式创造了解决社会问题机制。为了维持这种机制的继续发挥作用，法律在规定保险公司法定赔偿义务的同时，往往赋予其在一定范围内对被保险人的追偿权，所以，强制保险解决的是社会问题，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虽然也因保险的而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但这种受益是在受害第三人的损失得到保险赔偿之后的责任免除，来源于立法强制，具有先行赔付的性质，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是强制保险的副产品。所以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受害的第三人，不在于维持被保险人财产的平衡。
其次，从合同法的角度讲，投保人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时，与保险公司之间是合同关系，其基本适用合同法的相关原则及规定，与强制险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遵循合同自愿原则和适用合同相对性的规定。商业第三者责任的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投保，保险公司也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承保，还可以设定众多的责任免除条款和繁琐的理赔程序，保险公司也必须根据合同相对性来行使追偿权利和赔付义务。而强制险则是由国家法律强制规定一定社会范围以内的人必须购买，最重要的一点是，其通过特别法的方式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使得非合同相对方的受害者一方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索赔，免去了索赔的繁琐程序，减低了索赔失败的机率，从最大限度内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
因此，为维护自身日后的利益安全，购买商业保险时首先要了解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因为其是严格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来行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合同法的自愿原则是一把双刃剑，只有谨慎使用，才会给自己带来利益，稍有不慎，就会掉进微妙的法律风险之中。
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交通强制险的区别适用
2006年7月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正式实施，我国的第一个关于强制险的专门法律条文诞生。每一个新生的法律都是稚嫩却又意义重大的，因为其对以后相关法律的制定具有重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因此，通过对现有相关法律的比较分析，不仅对适用法律有指导意义，也对以后的立法工作有参考借鉴意义。
第一，两者的强制性不同。根据《交强险条例》第2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根据保险法第11条：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由此可见，交强险是每辆机动车都必须购买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遵循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选择购买。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当事人既购买了交强险也购买了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后，其可否获得两份保险赔偿金呢？现在法律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根据保险法第41条：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 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二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 根据《交强险条例》第45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字本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本条例施行前已经投保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期满，应当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由此可见，《交强险条例》只是明确规定每辆机动车必须购买交强险，已购买商业第三者险的允许其待保险期满再投保交强险，条例里规定的交强险与第三者责任险并不是选择关系，而是一种过渡关系，是立法者的人性化考虑，并没有禁止机动车重复保险。综上所述，当事人既购买了交强险又购买第三者强制责任险的，只要其把该情况告知了保险人，保险价值在各保险人的赔偿总额之内，就完全可以获得两份赔偿金。
第二，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不同。根据《交强险条例》第31条：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和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受害人可以向根据保险法第45条：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前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人依照第一款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可以看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保险公司承担的是补充责任。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不同决定了保险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条是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共同诉讼分为两种：一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另一种是普通共同诉讼，又称一般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诉讼，共同诉讼大致有以下六种类型：(1)因对共有财产发生纠纷而提起的诉讼；（2）因连带债权或连带债务而产生的诉讼；（3）因共同侵权致人损害而产生的诉讼；（4）以合伙组织作为当事人发生的诉讼；（5）因共同赡养、扶养、抚养关系而发生的诉讼；（6）因共同继承遗产而发生的诉讼范围。综上所述，如果当事人购买的是交强险，属于上述“因连带债权或连带债务而产生的诉讼”，属于共同诉讼的范畴，起诉到法院请求赔偿损失时就可以列肇事者和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但如果当事人只购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那么受害人与肇事者是一个法律关系，肇事者与保险公司又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是不能合并审理的，因此，当事人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话，只能在起诉肇事者以后，其财产不能足额赔偿给受害者的情况下，再另行起诉保险公司要求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第三，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不同。根据《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2款：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第2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法第138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下列行为之一，进行保险欺诈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三）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人身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或者指使、唆使、收买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这个条文可以理解为当投保人有相应的违法行为时，保险公司可免除赔偿责任。但应该注意的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往往会多加一些免责条款，投保人务必仔细阅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四，索赔期限不同。《交强险条例》第29条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之日起5日内，对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金的协议后10日内赔偿保险金。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适用民事诉讼法2年的诉讼时效。这也明显反映出强制险社会本位的立法意图，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人。
第五，赔偿的原则不同。第三者强制责任险是按照过错责任来确定保险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的赔偿方式保险合同中有具体约定，且其赔偿不区分人伤还是物损，均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保险人依据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所承担的事故责任的大小来承担赔偿的多少；而“交强险”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是按照无过错的原则确定的，它并不是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而是依据法律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具体规定在责任限额内给予赔偿，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告，2008年2月1日零时保险期间尚未结束的交强险保单项下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原来的6万元调整位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
三、法律思考
无庸置疑，强制险的实施更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稳定社会秩序，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备武器，《交强险条例》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是全国人有目共睹的。再看我国的另一个强制险——社会保险。根据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法》第72条：　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17条：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七）社会保险；……综上可以看出，社会保险是国家明文规定的每位劳动者必须购买的保险，但为什么从1995年实施至今，社会保险的全面推行仍然举步维艰呢？阻碍社保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因素何在呢？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社会保险未普及的层面主要在于中小企业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据有关媒体的深入调查可知，农民工由于无力在城市购买房屋定居，他们农闲时进城务工，农忙时回家务农，随意性和流动性很大。这类现象在建筑、酒店和餐饮行业表现尤为突出。而养老保险又不能跨地区转移接续。也就是说，当这些农民工返回家乡或者到另一个地方就业时，曾经缴纳的养老保险不能取出来，企业当初为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也不能随农民工的转移而转移到另一地，等于这部分保险费用白交了。因此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再者， 即便不是农民工，很多中小企业在刚刚起步阶段，周转资金不充裕，为追求眼前利益，往往不愿意也难以承受给劳动者购买社保，这部分资金挪作他用往往能给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劳动者一旦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就必须交纳社会保险，因为社会保险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因为上述的原因，农民工不愿参保，中小企业劳动者为保工作宁愿不参保，所以也就不愿签订《劳动合同》，从而造成中小企业劳动者《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这是连锁反应。 这种现象的存在，既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使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必须从根源上解决。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建立中小企业扶助计划和适合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办法，最重要的是实现养老保险的跨区接续。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工所缴的养老保险不白缴，才能让保护劳动者的法律真正实现其立法初衷。养老保险全国转移接续方案急需出台。
正如前文所说，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受害的第三人，其社会本位决定了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宗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而言，农业才是根本。针对当今的农业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就失惨重，再加上今年南方雪灾农业所蒙受的巨大损失，禽流感、疯牛症等世界性牲畜疾病的肆虐，农业问题是我国现今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制定“农业保险法”，显得尤为及时和迫切。笔者认为，农业保险要真正想成为农民和农业的“定心丸”和“稳压器”，很有必要让农业保险成为一种强制险种。我国的农业保险没有任何强制性。2002年修订后的《农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所以，笔者建议，《农业法》的这个条款有必要进行修改，与此同时，“农业保险法”要明确规定，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作物和主要饲养的牲畜，必须进行强制投保。随着我国财政实力的日益增长，国家有实力拿出一部分资金，补贴到农业保费里，有专家曾估算过，只要国家投入100亿元，就能全面启动农业强制险。看来，全面推行农业强制险，并不存在技术难度和资金困难，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决心。
我国关于强制险的普及发展相对缓慢，作为一个贫富不均，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依靠国家强制力，通过国家立法，扩大强制险的实施范围，不失为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推进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有力措施。在保险法再一次修订之际，强制险的相关立法也有必要提上日程。

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
梁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