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划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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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的本质的再认识
——试论经济性是法的本质属性之一

傅 孙 满

关于法的本质的认识，是与法的定义有关的。在法学的发展历史进程，不同的法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法进行了各种的定义，并由此而得到不同的有关法的本质的定义。传统上我们把它们分为两大类：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和非马克思主义法学观。一般地讲，非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多从法的本体、本源以及作用等角度来揭示法的含义，没能深入揭示法律应有的本质特征，具有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特点。如美国法学家格雷就说，法只是指法院在具体判决中所规定的东西，法规、判例、专家意见、习惯和道德只是法的渊源，当法院作出判决时，真正的法才被创造出来。这是他从美国这个实行判例法的国家实践中所得到的认识。在他那里，法是无序的，不确定的，只有到法院作出判决才创造出法。显然，这是将法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混淆了，所以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更有的把法律主张成是上帝的意志，那就更不足为一谈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观认为，“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1]“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2]并进一步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资产阶级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由此所得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定义可以概括为：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行为规范体系。因此，法的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以后经过一番争鸣，又把社会性也确认为法的本质属性。这一看法一直被我们视为对法的本质的经典定义，在广大教科书中加以确认。但现在也有人认为，这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揭示法的内涵，与从法的本体、本源、作用等角度来讲都只是一种学说意义，它并没有从法学的角度去揭示法的本质。因此，在法的本质这一课题上，我们尚可以有所作为。很显然的，要正确认识法的本质，首先应正确认识法以及它的性质、作用等，才可能全面揭示法律应有的内涵。
一、法是怎么产生的
要正确定义法，从而正确定义法的本质，就应该了解法是什么东西。这就要谈及法的起源问题。那么，法是怎么来的？它什么时候产生呢？唯物主义认为，法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恒不变，它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也会在一定条件下走向消亡。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为标准，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关于原始社会，现在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我们无从认识它的真相。但从先哲们对现存各土著居民的研究，以及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推测原始社会的应有状态，这个原始社会，与任何一个社会一样，要想得以正常存在和发展，都需要社会调控。这点已无争议。我们所存惑或争议的地方在于，原始社会的社会调控机制是什么样的，是法吗。现在比较受认同的观点是，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由此决定了原始社会中人们的群居特征以及实行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均制（“原始共产主义”在现在也遭到了怀疑，但这仍没有影响我们对原始社会的一些认识，即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要通过协作来谋求生存。因此我仍使用“共产主义”的词语），这是出于保障每个氏族成员生存权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就慢慢形成群居社会的一些习惯，如禁止氏族内部通婚、分工协作、血亲复仇等。就如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原始人不仅被塑造成守法公民的模范，而且顺应着他本能冲动的自然方向倾向，遵循着其部落的所有规章制度和戒律，已成为一条公理。可以这样说，在他前进的路上，他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行。”[3]“原始人——有资格的人类学家们当今所做的判断——对传统和习俗深怀敬意，并自觉地遵从它们的命令。”[4]由习惯而来的秩序和管理也相应产生，尽管它简单，尽管它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这点对我们很重要，它能够说明我们后来的制度源于此），如参加宗教仪式、议定对外关系，就需要有人组织，有人主持，等等。因此，在原始社会是存在协调处理氏族内外事务的威权系统的，那就是由氏族议事会和氏族首领共同构成的，他们没有特权，所有的权威来源于他们的勇敢、智慧，但其他成员必须尊重他们，否则会招致整个氏族的反对。由此，整个氏族就给每一位成员施加了压力，形成了议事会真理和首领与成员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这些首领构成了氏族里的“氏族老大”，就跟我们今天农村社会中的“乡里老大”一样，尽管他们没有特权，却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的言行具有比其他人权威的特点。因此讲，从人类群居生活开始后，人类社会就始终存在威权系统。只是在原始社会，它没有也不可能以暴力机器来维护其权威，而是靠整个氏族成员的信赖。里弗斯博士指出：“在诸如美拉尼西亚这样的民族中，存在着一种群体情感，它使权力的行使不必借助任何特定的社会机构。恰恰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使部落公有制的协调运转成为可能，并能确保群体性关系体制具有和平性。”[5]
在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使个体劳动成为可能，生产有了剩余后，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在生产有了剩余后，处于威权体系中的人具有凭优势地位占据剩余产品的可能性。同时当个体劳动成为可能时，人类的活动领域和活动范围便极大扩展。这个阶段，应该有一个从大群居分化为小群居的过程，换一个角度讲，也就是利益集团数量的扩大，以及由群居所引起的感情的疏远，不同集团的人之间不再以情感血缘而以利益来确定彼此的交往关系。这也意味着，在交往增多的同时，人们的冲突机会也相应增多，比如交易不平等、违反氏族禁令或者氏族冲突等问题。在情感血缘关系存在的氏族里，没有人敢于奴役本氏族成员，但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个体劳动除了满足自己需要外尚有剩余的情况下，通过发动战争可以占有战俘这种纯获利的工具，于是吞并战争经常性的发生。人们又从因生产力发展而有可能的分居重又回到同样是因生产力发展但却为了争夺剩余产品而统合的时代，人类社会进入了从分到合的另一个阶段。当然，这种结果要归功于前期的分居所引起的淡化情感、血缘关系的结果。
需要关注的是，当战争和战俘出现后，专门的管理就成了必要，专门的管理人员也就应运而生了。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劳动产生了剩余价值所引起的可能，另一方面是防范战争和管理战俘的需要。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员存在，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战俘也不成其为战俘，因为他们是自由的。所以说，在离奴隶社会形成的很早时期的氏族战争年代，专门的管理人员就已经存在了。这可以进一步合理的解释，货币、生产工具（如石头、铁具等）这些事物也应是早于奴隶社会而在不同氏族之间存在的（这些东西是形成国家的基础），因为这时候相应地产生了交换劳动产品和赎回被捕氏族首领或成员等行为。
当货币作为交换生产生活资料的标准时，货币就成了财富的象征。这时货币就把社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通过纯粹的商品交换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货币，从而可以购买别人的剩余产品。这时候，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出现，一种是比较强壮、能生产更多劳动产品的人再次从社会中相对独立起来，凭自己的强大劳动创造更多的剩余，从而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次独立造成氏族内部的分裂，即穷人和富人 ，由这种贫富扩大所引起的结果是可以形成氏族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另一种是管理人员由于不再从事劳动而由氏族成员供养，这就意味着这些人不从事劳动而能拿氏族的生产生活资料。同时由于他们掌握着管理战俘的权力（即他们掌握着暴力工具），他们有侵吞集体财产的机会和能力，可以借着管理之名通过侵吞集体财产也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样就在整个社会形成四种对象三个阶层：富人（包括商人和管理人员）、贫民、俘虏。暴力和金钱（代表是商人和管理人员）终于走在了一起，就是到这个时候，国家才应运而生。一方面是债权人对债务人借鉴了管理俘虏的机制，把自由的负债人沦为俘虏的地位。另一方面，管理人员通过暴力的行使维护了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和对集体财产的侵占，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使社会分裂为两个对立阶层的机制，即对贫穷氏族内部成员也实行暴力使之处于俘虏的地位的机制。这样，在氏族内部和外部，暴力成为普遍适用的事物。氏族也就不再是维系其成员和平共处的体系了，它瓦解了，需要有新的机制来代替它。
基于利益上的暴力和不当侵占，引起了氏族成员的不满和反抗，使氏族内部丧失了和平的内部协调解决问题的机制。对抗暴力的是暴力，以利益为基础的暴力对抗代替了以情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内部对抗，氏族也就彻底瓦解，代之而起的只能是以暴力维持社会秩序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而原来处于这个威权系统的管理人员，由于他们已成为不劳而获的阶层，且手中掌握暴力机器，也就自然地转为统治人员，原来协调运行机制也相应地转为暴力运行机制。列宁明确指出，国家是“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国家的实质就是阶级的专政。“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统治阶级所以要依靠国家对敌对的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它的经济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国家官吏“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 当以暴力为依赖的管理统治系统存在，当奴隶从公有奴隶转变为富人也可以购买的私有奴隶，即个人而不是组织可以奴役个人时，国家已经形成了。法也随之而来。所以我们知道，法是暴力的产物，是掌握暴力机器的阶层强迫人们承认和接受这一阶层优势地位的工具。它是适应以暴力而不是协调维持社会秩序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而产生的。
二、法的本质是什么
以上关于法的起源的辩析，必然地要进一步引起我们对法的本质的再思考，这是两个息息相关的课题，弄清法的来历有助于我们理解法的本质，而弄清法的本质就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
传统法理学，把法的本质概括为两点：阶级性和社会性。很多人认为，法是与国家同生同灭的，它本质上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事物。我不赞同。法是在国家产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才逐步产生完善。初期的国家里，人们所遵循的还是原始社会所形成的习惯和一些道德规范，只是这些规范后面所依赖的已不是协调而是暴力，即社会秩序是依赖于暴力的辅佐的。而处于有权使用暴力的集团，也完成了他们的蜕变，他们不再是秩序的协调者而是暴力的行使者，但他们宣称他们是民意的代表，是法律的执行者。因此，作为利益代表的管理集团，从来只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但由于他们拥有经济优势和暴力机器，他们可以这样宣称并迫使人们服从，这就使法从一开始便带上暴力工具和利益（阶级）冲突的烙印，这就是法与生俱来的阶级性。对于法的阶级性，我一向是赞同的，就如我上面所述，国家是不平等的产物，它的基础是暴力，其所使用的手段和工具即法律必然要以其意志为意志，符合其统治需要，因此的法的本质之一就是阶级性。但要指出，我们了解阶级性是法的本质之一，不是要把法律或对法律的研究陷入政治或政治学当中，那就脱离法的本意而引发误导，而在实践上则可能是灾难性的。明白法的阶级性本质，意义应在于：一是它只是统治的一种工具，并不具有诸如正义、平等、公平等修饰词与之相配。正义、平等、公平只是在统治允许的范围内的一种奢侈品，是相对的。二是表明法律是主观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往往在它与事物的规律性进行联系时混淆了起来，我们常看到的表述是法的内容是由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我总认为这种表述不妥，且在事实上形成了误导，让人们以为法具有规律性，进而把它与规律几乎等同起来，这种认识与中世纪的欧洲的“君主不能犯”同义。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符合客观规律的法律是长久的，但出于统治的需要，法律完全可以抛开任何规律而唯心制定。所以，我认为认识法的阶级性的意义在于警醒我们，当我们所遵循的法律是违背客观规律时，我们应义不容辞地去修正它，否则我们的苦难将接踵而至。
而对于法的社会性，我不赞同。我认为法没有社会性。这似乎难以立论，那且让我们看看关于社会性的理论再说。人们通过对成文法的比较认为法具有社会性，他们指的是法所具有的一些形式上的共同性，如反映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反映对法律程序或形式的认同等等，这些似乎说明法律的社会性，可是恰恰错了，这些认识，正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表现，就这一层面得出法具有社会性我觉得难以认同。这一认识把本质和形式的差别抹杀了，进而使自己迷失了方向。本质的东西是不变的，所以一种事物能成其为这种事物。而形式的东西是可变的，如习惯法与成文法的不同、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不同等。因此，所谓社会性的认识显然是形式的，是不足取的。真正的本质的东西是在这些共同形式的后面。那么，它是什么？
我认为，法律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同性，是其经济性的表现，因此，经济性才是法律的另一个本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法律不是唯一的，而只是一种选择，诸如道德、习俗等也都自发地起着维护统治的作用。道德和习俗等事物是在血缘关系时代所形成的，它们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当中，为人们所认同和自觉维护。统治阶段只能对它们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法律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的，他们可以自由左右。就“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表述看，除了阶级性，法还有工具属性，从习惯而来的习惯法直至后来的成文法，作为维护秩序的手段，都是越是广泛性、普遍性则价值越高，因为广泛性、普遍性的事物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维持秩序的阻力就越少。法律之被选为统治工具，是因了它的明确性、周知性，而之所以具有相同性，则是因了经济性的考虑：一则是其符合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而可借鉴，再则是其他国家已经实践证明是可用的，这些都为统治节省了成本。我们从法的起源说到现在，都表明着对于经济性的考虑始终影响着法的抉择和法的制定，毫无疑问，经济性而不是社会性，是法的本质之一。从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角度看，习惯正因为它的广泛认同性和普遍遵循性而被暴力集团所认可，这是出于利益的考量来决定的。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沿袭性。经历漫长原始社会所形成的各种习惯，已经成了维护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普遍规则面得到人们的遵循。特别是不同氏族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习惯，则更是成为不同氏族的标志和他们的骄傲而备受信仰，原始社会的人甚至赋予这些规则“神创”的地位。这种迷信和习惯得到了人们基于自然的延续认可，成为不同集团所共同遵守的规矩。在国家形成以后的很长时间直至今天，这种基于自然迷信及其所形成的习惯仍得到人们的遵循并有所创新，成为约束人们思想和言行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是习惯的广泛认同性和普遍遵循性，使他们具有低成本、便利性的特点而被暴力集团所认可。我们看到，在利益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暴力代替了协调后，习惯被改造成习惯法推上了历史舞台充当社会秩序的调制器。
还需进一步论及的是，随着人们思想进步以及生产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文字，习惯法就进一步发展为成文法。姑不论两者的优劣，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展？这与法的本质是否有关联？就我理解，这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毕竟从原始社会继承来的习惯是有限的，而生产的大发展和人们的大交往产生了诸多的新事物、新情况、新矛盾，这就给暴力集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课题。这时候，就真的出现需要个别调整的问题，但是这种个别调整无法辅以暴力而只能辅以协调，因为这种问题无先例可循，不可冒然处之。而随着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大量涌现，暴力集团就觉得有必要迅速全面地将这种个别调整告之全民以求周知，从而成为人们的生活生产习惯而一体遵循。这样子，在个别调整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习惯和共同认识后，便又可以将它纳入以暴力为保障的框架了。毕竟，暴力的行使必须有一定的理由才可以堵住人们的嘴（不一定可以服众），哪怕这理由是假的，它也得编一个。这就在暴力集团形成共识，即他们急于把对新事物新情况的个别调整推广为人们的生活习惯，从而可以大大减少人们的抵触性，进而更好地维持既得利益秩序。在文字产生以后，文字的优越性便成了暴力集团选择以文字来推广个别的调整的主要原因，成文法也就因此而产生。此后，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成文法也越发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直至今天。
因此，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这一法的发展进程，都显示着一条主线，即法的经济性和确定性（其本质也是经济性的体现）是法赖以存在并为统治阶级所选择的根本原因，它构成了法的本质特征之一。
三、确定法的经济性的意义
通过以上的论述，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性是法的本质属性之一，而且应该是最重要的本质属性。它在实践上将产生天壤之别。确立了法的经济性，将可使我们抛开阶级性这个前提性的、却无实践意义且争扰不休的课题，而把我们的美好时光和有限精力投入于对法的经济性的研究，使人们更多的关注对法律的投入、法律自身的成本、法律执行的预算、法律的效益等实效性问题，从而使我们对法律的研究和实践沿着它本应的正确方向前进。假使如此，我们必将迎来一个法治昌明、安居乐业的时代。
而令人欣喜的是，这种曙光和火苗正在燃烧和升腾。

参考文献:

《马恩全集》
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20号


《江苏省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办法》已于2003年6月9日经省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颁布施行。


省长

二○○三年六月十一日



江苏省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切实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的预防、控制和应急处理工作，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条例》和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省人民政府对经济贫困地区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
第四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省和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由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领导、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第五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实行属地管理，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应当根据当地人民政府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建立严格的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一线工作人员给予特殊补助和必要的生活照顾，提供必需的防护条件。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全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省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市、县（区）人民政府根据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分别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县级以上卫生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同级人民政府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本系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实施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公共场所卫生和卫生用品的监督管理，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各类公共场所应当保持环境清洁，通风换气，对公众经常接触的部位和用品进行定期消毒，做好公共卫生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建立统一突发事件预防控制体系的要求，制定和完善本行政区域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的实施方案，并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卫生监督机构的建设，保证其开展突发事件调查、控制、医疗救护、现场处置、监督检查、监测检测、医疗救治、卫生防护等工作的物质条件，提高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十二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符合要求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具备条件的综合医疗机构中设立符合要求的传染病病区，使其具备承担传染病防治任务的能力。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增强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乡（镇）卫生院医疗设施、设备、器械和人员的配备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要求。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急救医疗网络体系的建设。
设区的市应当设立急救医疗中心，并按照规定设立急救医疗分站；县（市、区）应当设立急救医疗站，并按照规定设置急救医疗分站。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部门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家库，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相关技能培训，并组织有关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应急演练，介绍和推广先进技术。
第三章 信息报告、通报与发布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建突发事件报告信息网络，加强突发事件的信息报告、沟通、评价工作，建立健全省、市、县（区）、乡（镇、街道）以及社区和村级的信息报告体系。
第十六条 有《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所列情形之一的，市、县（区）卫生部门应当向毗邻的地方卫生部门通报；县级以上卫生部门接到上级卫生部门或者毗邻地方卫生部门的通报，应当立即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七条 接到突发事件报告的地方卫生部门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和采取必要控制措施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予以支持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第十八条 对国务院卫生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地方卫生部门发布的突发事件信息，卫生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宣传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广泛传播，便于公众知晓。

第四章 应急处理

第十九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卫生部门应当及时组织对突发事件进行技术调查、综合评估，初步判断突发事件的类型，提出是否启动本行政区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议，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决定启动本行政区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条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前，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实际情况，做好应急处理准备，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
应急预案启动后，突发事件发生地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指挥，立即到达规定岗位，采取有关的控制措施。
第二十一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督察。下级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上级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进行的指导和督察，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
第二十二条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权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人员实行健康申报，进行健康检查或者医学观察；
（二）对人员进行疏散、隔离或者限制流动；
（三）限制或者禁止举办大型活动；
（四）临时关闭公共场所；
（五）紧急调集和征用人员、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六）对食物和水源采取控制措施；
（七）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锁；
（八）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解除前款所列措施,由原决定机关及时予以宣布。
第二十三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卫生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应急处理，统一指挥和调度本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设备。各医疗卫生机构及其人员应当服从当地卫生部门的指挥和调度。
突发事件发生后，当地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对突发事件所致的病人提供现场救援与医疗救治。医疗救护力量不足时，当地卫生部门应当及时请求上级卫生部门予以支援。
需要接受隔离治疗的病人、疑似病人、临床观察的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应当配合卫生部门和有关机构采取相应的医学措施。
第二十四条 对因突发事件致病前来就诊的人员，医疗机构必须接诊治疗，并实行首诊负责制。治疗所需费用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收治传染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人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对传染病门诊及专门病区的要求，设置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合理安排人流、物流走向。接触病人或者进入污染区时，所有人员均应当按照规定进行防护、消毒。
第二十六条 传染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人，应当接受治疗或者进行隔离治疗，并遵守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未经许可不得离开病房或者隔离病区。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传染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人的管理，改善隔离病区和病房的生活设施和医疗条件，严格执行管理规定，防止医源性感染和医疗机构内感染，做好隔离病区和病房的管理。
第二十七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群防群控，落实因突发事件引起的流行病学调查、疫点封锁、家庭隔离观察、经常性消毒、生活保障等各项工作。
第二十八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应当采取应急控制措施，严防疫情通过交通工具扩散；保证及时运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的医务人员和医疗救护设备、救治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

第五章 工作责任

第二十九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第三十条 卫生部门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提出是否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的建议，依法适时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行督察、指导；
（二）指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突发事件的调查、预防控制和执法监督；
（三）组织、指挥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治工作，实施各项卫生措施；
（四）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技术攻关，推广先进适用的医学卫生技术。
第三十一条 市、县（区）卫生部门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可以委托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下列事项的监督检查：
（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疫情报告情况；
（二）医疗机构、留验场所的隔离、消毒、防护；
（三）公共场所的消毒；
（四）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疫点的环境消毒；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负责安排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所需的经费，保证及时足额到位，并对经费的使用情况实施监督。
第三十三条 公安部门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医疗机构、医学观察留验场所、疫点和实施卫生检疫区域的治安管理；
（二）协助卫生部门和有关机构依法实施封锁、控制和隔离；
（三）对干扰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和正常医疗秩序的人员依法进行处理。
第三十四条 承担市容与环卫管理职责的部门负责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医学观察留验场所和疫点内已消毒完毕的生活垃圾的清运、转运，并按照要求处理。
对医疗垃圾的处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政部门负责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的社会捐赠、救济和殡葬工作。
第三十六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药品、医疗器械实施监督管理，保证所用药品、器械的安全有效。
第三十七条 经贸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药品、医疗器械、医疗防护用品、消毒产品的生产、供应和储备，保证有关物资及时到位。
第三十八条 教育部门做好学校的突发事件的报告、通报工作，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对学生采取相应管理措施，配合卫生部门、卫生监督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应急处理工作。
第三十九条 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宣传应急处理科学知识，发布登载公益广告，按照规定报道卫生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
第四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价格、商检、环保、农林、水利、交通、人口与计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第六章 奖 惩

第四十一条 除负有特定报告义务的个人外，任何个人发现突发事件或者相关人员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并经证实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第四十二条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控制有突出贡献的；
（二）在医疗救治中有突出贡献的；
（三）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四）在突发事件科学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健康申报规定，不报、瞒报或者谎报的人员，由县级以上卫生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法律、法规有规定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卫生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体行医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不报、漏报、迟报传染病疫情的；
（二）公共场所不符合消毒防护要求的；
（三）故意传播传染病造成他人感染的。
第四十五条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二）拒绝卫生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进入突发事件现场，或者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检验的；
（三）担负应急任务的工作人员拒不接受工作任务，借故推诿拖延、擅离职守或者临阵脱逃的；
（四）拒绝接受突发事件检查、隔离、治疗的；
（五）拒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统一调度的；
（六）其他违反突发事件规定的。
第四十六条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哄抬物价、制假售假、欺骗消费者，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由公安、工商行政管理、价格、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