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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全民健身条例


（2013年9月26日湖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全民健身计划

第三章 全民健身活动

第四章 全民健身设施

第五章 全民健身服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公民身体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及其服务，全民健身设施的建设、使用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全民健身工作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全民参与、服务大众、分类指导、科学文明的原则。

坚持全民健身事业公益性，鼓励、支持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相适应的体育消费和体育产业发展，加强体育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健身需求。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全民健身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将全民健身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精神文明创建和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将全民健身活动、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群众体育组织建设等全民健身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全民健身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与全民健身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

（二）组织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三）组织、指导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普及推广科学的全民健身方法；

（四）指导、监督全民健身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五）管理、培训、考核、评定社会体育指导员；

（六）做好国民体质监测，定期公布国民体质状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教育、文化、卫生、农业、民政、民族宗教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全民健身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全民健身工作纳入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做好辖区内全民健身组织协调工作，建设和完善全民健身设施，开展全民健身科学知识宣传，指导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全民健身活动提供服务。

第七条 鼓励、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全民健身事业提供捐赠和赞助，兴建全民健身设施，举办全民健身活动，从事健康有益的体育市场经营活动，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二章 全民健身计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环境条件以及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需要制定全民健身计划，明确全民健身工作的目标、任务、措施、保障等内容。

第九条 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应当统筹城乡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坚持面向大众、服务基层，发挥传统体育健身优势，创建健身活动品牌，建立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体系，有计划地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对学校、乡镇、社区以及农村贫困地区的健身设施建设给予重点扶持，完善和提高基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功能，促进城乡各类人群全民健身活动的协调发展。

第十条 全民健身计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全民健身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并将检查、评估结果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三章 全民健身活动

第十一条 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在全民健身日组织开展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为社会公众提供免费健身指导服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在全民健身日结合自身条件组织本单位人员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公共体育设施应当在全民健身日向公众免费开放。鼓励其他各类体育设施在全民健身日向公众免费开放。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每四年举办一次以全民健身和促进青少年健康为主要内容的全省综合性运动会。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举办本行政区域的运动会，在传统节日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活动。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培育发展基层体育社团组织，提高全民健身活动服务能力。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辖区居民开展形式多样、广泛经常的健身活动。

第十四条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发展少数民族体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才，建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培训基地，注重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和传播推广，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第十五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工商联等团体组织应当结合自身特点，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体育总会、单项体育协会、行业体育协会以及其他各类群众性体育组织根据各自章程和特点，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工前操、工间操或者其他形式的健身活动；有条件的，可以举办运动会，开展体育锻炼测验、体质测定等活动，为职工开展健身活动提供场所、设施、经费、时间等保障。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开设体育课，配齐合格的体育教师，根据学生的身心发育特点和体质状况实施体育课教学，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健身知识、技能和方法，增强学生的体育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

中小学校应当组织开展广播体操、眼保健操和其他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一小时的体育活动。学校每学年至少举办一次运动会；有条件的，可以组织开展远足、野营、体育夏（冬）令营等适合学生特点的校外体育活动。

幼儿园应当根据幼儿生理和心理特点，开展幼儿体育健身活动。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定期对学生进行体质测试。

中小学校应当将体育课列为学生学业成绩的考核科目。中学学生升学体育考试和体育学业水平评价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对学校体育工作进行督导和检查，并将督导、检查情况作为学校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二十条 公民参加健身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健身活动场所的管理制度，爱护健身设施，维护健身环境，科学、文明健身，不得影响他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和休息。



第四章 全民健身设施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公共体育设施用地定额指标的规定，将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布局，统一安排。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选址应当符合人口集中、交通便利、方便群众的原则。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或者改变其用途。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体育场馆、健身广场等设施，并逐步增加人均全民健身设施面积。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标准应当按照城乡区域、人口总量、地理环境等要素确定。具体建设标准由省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建设公共体育设施使用国有土地的，经依法批准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

第二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本辖区内规划和建设小型多样、方便实用的全民健身设施和场所，供居民开展健身活动。

第二十四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建设体育场地，配备体育设备和器材，保证体育教学和学生开展体育锻炼的需要。

第二十五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城乡居民住宅区，其投资和建设、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标准，将建设配套的全民健身设施纳入建设项目规划，与居民住宅区的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项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居民住宅区工程建设设计方案时，应当同步审查该居民住宅区全民健身设施工程的建设规划。全民健身设施工程的竣工验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参加。

第二十六条 全民健身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行业质量标准，符合安全、实用、科学、美观的要求，并配有无障碍设施，方便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使用。

第二十七条　政府投资兴建的公共体育设施，由政府及其体育主管部门明确或者指定的单位负责维护和管理；社会力量投资兴建的全民健身设施，由其建设或者管理单位负责维护和管理；捐赠的全民健身设施，由受捐赠单位负责维护和管理。

居民住宅区的全民健身设施由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负责维护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 全民健身设施管理者应当履行下列管理职责：

（一）建立完善服务管理制度；

（二）在醒目位置标明健身设施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及警示标志；

（三）定期检查、维护健身设施，保证设施完好安全；

（四）向未成年人开放的健身设施，根据其生理和心理特点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第二十九条 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不得将设施的主体部分用于非体育活动。但因举办公益性活动或者大型文化活动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出租的除外。临时出租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0日；租用期满，租用人应当负责恢复原状，不得影响该设施的功能、用途。

第三十条 因城乡建设需要，必须拆除公共体育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当地人民政府在作出决定前，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同意，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拆除公共体育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按照先建设后拆除或者建设拆除同时进行的原则，依法择地重建。重新建设的公共体育设施应当符合规划要求，不得低于原有规模和标准。

第三十一条 公共体育设施应当向公众开放，并公示其服务项目和开放时间；因体育比赛、设施维护等特殊情况需要暂时停止开放的，应当提前7日向公众公示。

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公共体育设施应当适当延长开放时间，并增设适合学生特点的健身项目。

第三十二条 公共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不需要增加成本投入和专门服务的，应当免费；有成本消耗、需要人员管理和服务的，可以按照规定适当收取费用；对未成年人、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应当实行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公共体育设施的收费用于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收费项目和标准由省体育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省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核定，并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体育健身设施的利用率；可以采取奖励、专项资金补助、彩票公益金补助等措施，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在不影响工作、生产秩序和安全的情况下，将其所属的体育健身设施向社会开放。

第三十四条 学校的体育场馆、设施应当在课余和节假日期间向学生免费或者优惠开放。鼓励学校在不影响教学和安全的情况下，有组织地向公众开放体育场馆、设施。

综合性公园和有条件的城市景区应当对公民的晨（晚）练活动免费开放，并公示开放时间。

第三十五条 公民在使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所属的体育健身设施时，应当遵守其管理单位制定的健身活动管理规定，防止体育健身设施的损坏和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


第五章 全民健身服务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公民体质监测工作，定期开展公民体质监测，并向社会公布结果。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开展经常性的全民健身宣传教育活动，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健身。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全民健身宣传，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卫生、疾病预防知识，增强公民健身意识，营造全民健身氛围。

第三十八条 鼓励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展全民健身科学研究，推广全民健身新项目、新器材、新方法。

鼓励体育教育、训练机构利用现有设施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特色体育项目训练，传授、普及科学实用的全民健身知识、技能和方法。

第三十九条 体育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组织推行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免费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并建立档案。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免费为公民参加健身活动提供指导服务。

经营性健身场所按照项目要求，配备相应资质的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公共体育健身场所以及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和有条件的单位，可以配备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全民健身活动。

第四十条 体育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和组织应当建立以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主体，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体育教师、体育专业学生、医务工作者等参与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为全民健身活动提供指导服务。

第四十一条 经营游泳、潜水、攀岩、滑雪等高危险性体育健身项目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建设符合标准的体育设施，采取安全保障措施，配备具有专业资质的体育指导员和救助人员。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 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规定开设体育课程或者随意停止体育课程的；

（二）未保证学生在校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的；

（三）未按规定建设体育场地，配备体育设施和器材的；

（四）中小学校未将体育课列为学生学业成绩考核科目的。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处罚：

（一）公共体育设施未按规定向公众开放或者未对未成年人、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实行免费或者优惠开放的；

（二）擅自拆除公共体育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

（三）全民健身设施管理者对全民健身设施未履行管理、维护职责的。

第四十五条 对未按规定将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六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城乡居民住宅区未按规定同步规划、建设配套全民健身设施，或者侵占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改变其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规划、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 公民或者组织在健身活动中影响他人工作、生活和休息的，全民健身活动组织者或者健身设施管理者应当及时制止；破坏体育设施的，应当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全民健身活动，是指以增强公民身体素质、促进公民身心健康为目的的群众体育活动。

本条例所称全民健身设施，包括公共体育设施和其他向公众开放用于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场地、设备和器材。

本条例所称公共体育设施，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或者社会力量举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开放用于体育健身活动的设施。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

2000年12月18日 13:37 作者：龙宗智/李常青 来源：沪,法学

在任何一个追求司法的公正和现代化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合理化的社会中，司法独立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对此，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也有了相当的认识，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为有志于法研究者，由此而感到一种驱动，遂作此文。

一、司法独立的涵义和一般性要求

司法独立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结构意义上，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意义上，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程序中保障法官司法权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系“技术性的司法规则”。不过这两种意义联系紧密：前者是后者的保障；而后者，乃前者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由此出发，采用一个较为概括性的概念：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为具体界定司法独立，德国学者将独立而不受干涉分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注：转引自史尚宽：《宪法论丛》，第329页。）可见，司法独立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而对司法独立的确认，主要不是以自足的方式，而是从其存在的环境，即由社会的角度来界定，由此而言，司法独立，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可以用对社会的四点要求来确认，即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

所谓不侵权，指不侵犯司法机关的管辖权，即不得任意缩小司法机关的管辖范围。就管辖权问题，联合国大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应对所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管辖权，并应拥有权威就某一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法律是否属于其权力范围作出决定。”这一规定赋予司法机关对司法性质问题的管辖权以及对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是否属于其管辖范围的决定权。这里有待释明的是何谓“司法性质的问题”。司法是国家确认的司法机关对冲突事件适用法律的活动。而“司法性质的问题”可以解释为：存在具有对立性的双方及纠纷（冲突）事实，需要由居间的第三者适用法律规则按照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这里有几个要素，即双方当事人、纠纷事实、居间的第三者、法律规则、法律程序。其中纠纷事实，应当是具体的，能够构成诉讼“案件”的事实。这方面的立法，例如乌拉圭共和国宪法第87条规定，“司法机关对诉讼案件之审理及判决有专属权。总统、各部部长或其他官署，均不得僭越司法权，……如实施上述行为皆为无效。”

不介入，指不能违法进入司法程序干预司法裁决。禁止对司法的任意性介入，是因为争议事件的判定和解决需要合格的法官与适当的程序，非法而任意地进入司法，难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实际裁决者的不适格，从而导致理性化司法过程的“流产”。所谓非法介入司法，主要是指“局外人”未经法律授权和正当程序进入司法程序充任法官或充当实际上的法官，此外，非侦查和检察人员未经法律授权僭行具有特定司法意义的侦查和检察权力，也属有损于司法独立的非法介入。在实践中，这方面问题突出表现在国家行政权力的拥有者未经法律授权和正当程序闯入司法程序。如德国法学家沃尔夫甘·许茨所说，“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的独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注：沃尔夫甘·许茨：《司法独立——一个过去和现在的问题》，《法学译丛》1981年第4期。）此外，立法机关介入司法侵犯司法独立的情况也应防止。土耳其宪法第132条第2项规定，“对于正审理的案件中司法权的行使，立法机关不得提出讯问，不得辩论，不得发表声明。”

不施压，指禁止对司法官员和官署直接和间接地施加某种压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后果迫使其按照施压者的意思作出司法决定。正如一位美国法官所说，“即使有终身任职制，我们也是人，我们不可能完全不服从于外部的压力。”（注：《什么是司法独立？——来自大众、新闻、职业界及政治家的观点》，（美）《司法》杂志1996年10-11月号。）因此，司法独立原则严格禁止对法官施压以影响其审理和裁决。通常的压力体现在人身安全、职务升迁、经济保障、个人名誉等方面。这种施压性干预意图使法官屈服于某种担忧甚至恐惧，由此而使其自由意志被剥夺。应当注意，这种压力不限于直接的、明显的压力。例如，一名对司法官具有职务予夺权力的官员对某一正审理的案件提出明确的裁决意见并表示这一意见应当在裁决中体现时，虽然并未明示不照办可能造成对司法官不利的后果，但因其对司法官员的实际支配管理关系，事实上形成一种压力，这种做法即为对司法独立的侵犯。

不妄评，指在法律裁决作出之前，新闻媒介和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不得不负责任地作出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报道和评论；司法决定作出后，在司法机关不争论的原则之下，新闻媒介和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不得随意抨击和评论司法决定。在案件诉讼过程中，新闻媒介固然可以对诉讼作出报道，但却受法律和惯例的限制，如报道刑事案件，新闻媒介只能客观报道，而不得随意给人定罪。而在司法决定作出后的不妄评，主要是考虑到司法机关为保持其客观中立和独立的立场，不得介入社会的派别性政治斗争，因此保持着对攻击不予回答的传统。而对司法决定的随意抨击，其行为实质是损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而且是在言论权不对等的情况下对“沉默的司法”所作的攻击，其效果是破坏这一社会公正的“盾牌”。不过，不妄评不意味着禁止对司法决定进行评价和批评，因为禁止批评同样有悖于司法民主的要求和法治社会的宗旨。不妄评只是要求对已作出的裁决不得进行不负责的、过分的攻击。当然，这里存在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

为了实现上述“四不”要求，实现司法独立，国家与社会应当设置相应条件提供有效保障，包括：

（一）体制保障。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其他机构，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不受其他机关的指挥、控制。而且为了有效地行使司法权，抗制非法的权力干预，在国家体制中，法院和法官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财政供应体制以及司法行政管理体制也应当有利于司法独立。美国司法委员会主席考夫曼说，“不能要求各级法院为了生计手捧帽子，向他们的主要的诉讼当事人（指政府）乞讨”。（注：欧文·R·考夫曼：《维护司法独立》，《法学译丛》1981年第3期。）

（二）经济保障。联合国大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这包括提供需要的办公条件、办案费用等。同时，法官待遇也应当比较优厚。高薪不仅养廉，而且培养法官的独立精神。无论对法院还是对法官，受自身利益所驱动，即无司法独立和公正可言。

（三）资质保障。司法独立将司法权完全交付于法官，要求法官凭其“理性与良心”，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作出裁决。这一原则的逻辑预设是理性的法院与理性的法官。缺乏这一前提的司法独立只会给司法乃至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法官资质是审判独立的重要保障。这种资质包括人格崇高、熟悉法律、精通业务、了解人情世故等，而且具有“父辈般的慈严”。为此不能不对法官资格的取得作出严格的限制。

（四）身份保障。《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11条规定，“法官的任期、法官的独立性、保障、充分的报酬、服务条件、退休金和退休年龄应当受到法律保障。”为了保证法官能顶住任何强大社会势力的影响甚至压迫而依法办案，多数国家实行法官任期终身制(life tenure)，即非因法定缘由并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得被免职。而法律对这些缘由和程序的限制十分严格。如法官不因一般工作失误受到弹劾（因为法官是人而不是神），只有司法腐败或重大失职才是启动法官弹劾程序的基本理由。

二、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和相对性

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和相对性如今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应当说已具有了“公理”的性质。1985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同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该文件明确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的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

司法独立为什么会受到普遍地肯定和重视？首先，从政治的维度看，通过司法权的独立可以获得一种政治的“间离效应”，以维系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政治制衡机制的建构以及法治的施行，都离不开司法的运作；司法系统有效运作的前提，是司法的独立。没有独立的司法，法律就会被任何强大的社会力量所扭曲，法治与政治制衡就无法贯彻。

其次，从司法的维度看，司法独立的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司法公正的前提。其一，司法独立是法官客观公正的保障。因为只有坚持司法独立，才能有效地维护法官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立场。同时，只有坚持法官独立，才能使诉讼中保证司法公正的全部程序设置发挥效用，否则，法官不受其理性的支配而服从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庭审程序即被“虚置”，公正将无法实现。其二，司法独立是排除非法干预的屏障。司法活动是一种有众多社会因素介入的机制，在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的决定可能受到某些方面出于不同目的的干预，确认并保证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原则，才能抵制不正当干预。其三，司法独立是强化司法官员责任制度的条件。按照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意味着司法责任的独立承担。因此，司法独立制度有助于防止责任界限模糊，从而有利于加强司法官员的责任感，提高司法活动的质量。

再次，司法独立的必要性也来自于司法权本身的特点即维护司法权的需要。相对于议会主权和政府对全社会的积极而全面的管理，司法权是相对弱小的和易受侵犯的。从功能上看，它只起一种“最后保障”的作用，即为公民权利行使以及社会公正的实现提供最后的保障，因而其权力行使一般采取“不告不理”的被动方式，其范围限于形成争议构成诉讼的社会问题。这一功能性特点，使司法权成为一种“抑制性权力”，容易受到其他权力尤其是行政权的侵犯，只有坚持并保障司法独立，才能发挥司法在制衡机制中的效能。

最后，就我国的情况看，强调司法独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我国缺乏独立司法的历史传统。行政与司法的合一，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而在近、现代，虽然有别于行政的司法机关建立起来，但由于政治制约机制的极不健全，司法始终是弱小的，经常性甚至制度性地遭到行政乃至军事的干涉甚至代行其事。而革命政权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以及解放后政治体制的发展状况，在较长的时期内也难以确立和发展一种独立的司法系统。二是目前干扰司法的因素甚多，司法机关要独立行使其职权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情况下还十分困难。因司法机关的人员、资财、生活和办公条件都受当地制约，真正确立司法独立十分困难。三是在目前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独立的、公正的司法尤其重要，这种司法应当说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制度性保障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平等经济主体为基础建立的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规则的确立，需要不偏不倚的司法系统对这些规则强制贯彻，并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无论是谁，只要违反规则应亮黄牌，甚至罚下场。否则，就不会有健全和规范的市场经济。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司法独立，十分必要。

然而，司法独立并不是一项无条件的绝对性律令，应当看到，只有在具备适当和必要的条件时，司法独立才成为一项“良性”原则。这一点，即司法独立的相对性问题，尤其是关于司法独立体制确立的前提条件，往往被研究司法独立问题的学者注意不够。在任何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由于前提性问题已经获得或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解决，因此不过多关注议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鉴于我国的现代法治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司法独立的条件，即司法独立的相对性问题，不能不给予充分的注意。

司法独立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司法独立的确立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司法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法院理性化的程度相当，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司法独立的制度和原则本身是司法理性即法院理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同时它的成立又基于这样一项基本的逻辑预设，即理性的法院，亦即理性的法官。它意味着，在独立的司法制度中的法官，具有可以被社会信赖的人格和学识能力，而且处于合理的法院组织结构中以及法官的行为受到公正程序的引导与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司法的自治，即法官的自主精神，就可保证法官“只服从法律”——只服从法官的良知与理性，从而获得司法的公正。考夫曼说：“司法独立原则只有在法官们通过他们的模范行为和业务工作上的自我克制，继续不断地争得它，而且无愧于它的时候，这一原则才会坚持下去。”（注：前引考夫曼文。）另一方面，由于司法独立意味着保证法官的自主性及其自由裁量权，如果法院理性不足，缺乏合格的法官与公正的程序，司法的公正受到普遍的质疑，司法的独立性的增强可能造成法官擅权，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法院和公正的司法，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法院，才能形成司法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如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比较注意司法公正，法官受到人民的信赖，享有崇高的权威，其威信远远高于其他官员和官署。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享有较充分的独立性应当说是理所当然。

第二，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有赖于社会的监督。建立独立司法制度所需要的“理性的法院”并不意味着法院的全知全能以及法官的超凡入圣，它只是要求法院和法官具有一种“形式理性”，即法官的合格、法院结构的合格以及司法程序的合格。而在实务操作中，任何一个“理性的法院”和“理性的法官”都有其人格局限性（法院也有其集体人格）和认识局限性，而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规律对于法院运作同样适用。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也需要其他权力的制约以及社会的监督。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同时相互作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这里的关键是二者分别确立的方式、互动作用的性质，以及相互间合理边界的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