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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情景预防

郭小锋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101300）

【内容摘要】 在研究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之所以发生暴力犯罪，实际上与文化市场的暴力文化现象和无业未成年人的管理以及被害人预防紧密相关。本文，试图以实践办案中收集的典型案例为载体研究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情景预防。
【关键词】 未成年人 暴力犯罪 情景预防

情景预防是指在犯罪易发区、高发区和多发区通过设计或者管理等方式，建立一种特定的预防犯罪环境，以减少犯罪之机会来达到预防犯罪之目的。然后分析诸多情景因素，探索情景与犯罪行为发生之间关系，进而采用避免或阻却容易产生犯罪的情景来预防犯罪，其中包含着影响、诱导潜在犯罪人产生犯罪动机，并决定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文状况和物理环境。据此可知，未成年暴力犯罪的情景预防范围较广，其主要有文化市场之建设、无业人员之管理、以及易被侵害人之防范等方面。现作如下分析：
一、文化市场建设之分析
（一）从暴力文化视角看未成年暴力犯罪之诱因
1、电子游戏渗透于未成年人以暴力思想
网络已成为人们学习知识、获取信息、交流思想、开发潜能和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但是网络载体、电子游戏中的色情、暴力内容以及痴迷上瘾对未成年人产生可怕的暴力思想。根据调查，80%以上的“网络少年”在玩暴力游戏，诸如《反恐精英》、《英雄无敌》、《星际争霸》等血腥游戏。然后将这种虚拟的暴力转化为现实的暴力，在遇到血性的暴力场面时，不再是恐慌而是麻木，甚至是兴奋。其中，张某（14岁，初中二年级学生）抢劫案表现得十分突出：

问：你说想把她打晕，那么在她倒在地上不动以后你为什么还用酱油瓶砸她的头部？
答：我当时看到她流了好多的血，所以我的心理有一种兴奋感，我想让她的更多流血，我看着高兴。
问：你那么流多少血才能满足你高兴的心理？
答：流得越多越好，直到把体内的血流完。
-------摘自《公安机关预审卷宗》

2、色情“文化”根植于未成年人以暴力倾向
色情制品的强大需求成为商家最大的卖点，其具体表现为形式的多样性和获取的便捷性。主要有录像录音、小报小刊、电影文学等色情制品而且随处可以购置。这样未成年人就能够多方面、多渠道的涉猎色情制品，刺激着人性最原始的暴力冲动，从而进行性犯罪。从李某等人强奸案中显示：4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因看黄色画报，产生想试试的念头，遂将一女中学生强奸。
3、主流文化误导于未成年人以暴力价值
一直以来，主流文化体现为“限黄不限暴”，家长、学校基本上放任未成年人观看恐怖械斗等影视作品，甚至有时鼓励未成年人去观看正义的战争影片，而未成年人并不见得能从作品中理解什么是正义，相反，可能学到的只是其中的“以暴制暴”行为，甚至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典型一例是香港械斗片《蛊惑仔》中所宣扬的“以暴力求生存、以暴力求发展”的价值取向，深深地误导了新时期未成年人的价值观，这点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感受至深。
（二）净化文化市场，建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隔离带”
1、规范对进出口游戏软件的管理，建立对进口游戏软件的审查制度和流入渠道的监督制度，制定游戏产品的评审分级标准和分级管理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不适宜未成年人玩的游戏名称[1]。此外，学校在开设网络课程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网德教育，引导学生把互联网作为学习知识、获取信息、培养创造力的工具。
2、规范影视、文学等相关制品市场，创建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整顿出版、印刷、发行等单位；登记音像出版单位和印刷厂；清理各级图书管收藏书刊；检查网吧、书店。加大对影视、文学作品的管理力度，一是避免泛滥；二是确保其内容适合教育所用。另外，还应作出规定：在向未成年人销售不宜观赏、阅读的作品时要求其出示身份证明和家长或者老师在场，一方面可以证实其真实年龄和身份，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家长或老师知悉，以便健康引导。
3、科学地评判公众性的电视、报纸等作品的文化健康等级。一般社会人认为，电视播放的以及报纸登载的内容，都是合法和允许的，所以，在与学习不冲突情况下，放任未成年人观摩。其实，现在电视、报纸的暴力化趋向相当严重，好人、好事的宣传往往成为犯罪的经验之窗，因此对文化健康的等级评判显得尤为重要，让未成年人群体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单元。
二、无业未成年人管理之分析
（一）从未成年人无业看暴力犯罪之条件
一是“无业”意味着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那么当生存或者挥霍将面临最大的危机时，极易引发犯罪。办案实践显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抽烟、酗酒的较多，甚至还有参与赌博的[2]。这种挥霍性消费需要金钱作支持，而一旦他们不具备这一物质条件时，抢劫、抢夺、敲诈等暴力性侵财犯罪将成为其最简单、最便捷的掠财方式。在办理未成年人涉嫌抢劫、抢夺案中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劫、所夺财物数量并不大，但所获赃款绝大部分被挥霍。由此可见，在无业的境况下，实现生存和挥霍需要暴力作支撑。
二是“无业”意味着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那么社会就对这些无业人员的行为缺乏正常的规范、监督和制约机制，对于他们可能实施的反社会行为，往往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发现和制止[3]。其中无业未成年人“流窜”犯罪表现最为典型，而流窜往往又在无形中缔造了犯罪团伙。司法实践表明：未成年人体质相对较弱，单独进行暴力犯罪的并不多，而借助团伙力量进行暴力犯罪的，达到70%以上[4]。因为同案犯的精神支持和暴力协助，足以使弱者变强者，使强者变疯狂，最后真正视人命如草芥。所以，无业在某种程度上为实施高强度暴力犯罪的团伙提供了潜在的形成条件。
三是“无业”意味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尤其对于本地区未成年初犯、偶犯而言。因为无业不至于给他们带来暂时的生存危机，而是更多的为其提供了接触社会不良一面的机会。譬如，能够自由出入台球室、录像厅、网吧、按摩房，而这些场所恰恰又是暴力滋事和犯罪的高发地，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唆使未成年人进行暴力犯罪。
（二）强化管理，铲除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滋生的“土壤”
首先，狠抓人口管理环节，严把两关：一是清查常住的无业未成年人的人口，及时联系其法定监护人，并签订治安协议书，责令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出现夜不归宿、三五成群等现象予以教育和管制，如果教育、管制有困难的应向民警寻求帮助共同做好帮教工作；二是清查暂住的无业外埠未成年人的人口，由于失去监护人的管理，无法进行有效定位，因此为防止此种情形犯罪，应及时将其送回原籍地。
其次，更新管理思路，切实做好巡访工作。适当增设片警或者联防队员，定期巡访无业未成年人，以便充分掌握其基本状况，并且不失时机地为其提供相应就业、培训和读书的信息以及相关的帮助，这样一方面减少了流窜、结伙的可能，另一方面增加就业、读书的机会，从而有效预防了未成年人犯罪。
最后，建立服务平台，提供就业渠道和途径。劳动部门应建立十六周岁以上无业未成年人的就业信息平台，集中为这一群体提供有效的服务，能够使得他们知悉那些单位需要招聘，做到有的放矢，而避免因找工作失败屡遭打击，形成反社会的畸形心态。同时也为那些渴望拥有一份工作的未成年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条件。
三、易被侵害人之防范
犯罪虽然系单方面行为，但是引发犯罪的原因不一定仅单方面所致。司法实践证实许多犯罪之所以发生，很大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被害人自身的疏忽大意而让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因此，仔细、深入地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易被侵害人防范之措施，有效的推进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结合我们所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实际，可发现少女、幼女和出租车司机是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主要对象。
（一）从被害人的防范不到位来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之机会
其一，少女、幼女防范不到，为未成年人进行性犯罪提供可能。具体表现为：一是在校少女化妆、服饰过分暴露或者生活作风方面存在问题，引起社会问题少年的注意，进而刺激他人之性欲。仅在2002年度办理此类强奸案件3起7人，而被害人均为在校生，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发现共同特征是嫌疑人供述被害人在校作风不良或穿着较为暴露，遂产生将其强奸的故意。二是对少女、幼女缺乏了必要的监护，让其单独外出或者单独在家，为未成年人进行性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典型的有胡某强奸案，被告人胡某以上厕所为名探被害人父母是否在家之实，在确认被害人父母外出之后，采用暴力手段将其强奸。三是忽视对少女、幼女自身保护的教育，允许其与陌生人或者放任单独同未成年异性相处，极易受骗而遭致性侵犯。高某等人强奸案显现，被害人单身一人骑自行车在公园逛，高某等人见无家长陪同，遂上前聊天，后将其带至家中进行奸污。四是少女频繁出入“亚文化场所”，如地下舞厅、地下酒吧和黑网吧等场所，从而将自己置于容易被害的位置。
其二，出租车司机的防范漏洞，为未成年人实施抢劫创造条件。具体有：第一，出租车安全设施不健全，很多出租车没有安装防盗、防抢装置，甚至司机和乘客之间没有防护栏，犯罪分子很容易从背后或旁边给司机以致命一击[5]。目前远郊区县的出租车仍然以面的为主，而且多半是“黑”车，其驾驶室内普遍没有安装防护栏处于裸露状态，无形中增加被抢的几率。最近新收的管某等人抢劫案表现非常突出，二犯罪嫌疑人其中一人坐副驾驶位置，另一人坐在司机身后，当车行至一偏僻处，身后那人便上前勒住司机脖子，旁边的则按住司机双手，然后劫走钱财。第二，出租车司机忽视自身的安全问题，深夜时分或处于偏僻地段仍然接受承运。例如刘某等人抢劫案，寒冬晚上10时许三人搭乘面的，去往一偏僻地，伺机途中作案。第三，女面的司机成为未成年人抢劫重要对象。2003年第一季度受理2起抢劫女出租车司机，原由是女性反抗性相对较弱，易于得逞。
（二）有针对性地改进易被侵害人防范的“盲区”
1、改进少女、幼女自身防范的缺位环节，具体建议和防范对策有：（1）在校少女或社会少女要洁身自爱，举止端庄，化装、服饰要有分寸，不至于过分暴露[6]，并且在与异性交往时应格外慎重，尽量少接触或不接触社会无业青年，从而表现出高尚的情操。（2）家长、学校加强对少女、幼女的监护，尽量不让其独来独往，并引导其产生一种防范的意识，诸如不给陌生人开门、少和陌生人说话等方面。（3）远离暴力、低俗的文化场所。
2、填补出租车司机自身防范漏洞的空白，具体防范对策是：（1）安置必备的安全防护栏装置，有效地隔离司机与乘客，起到良好的防暴作用。（2）出租车司机在夜间行使，要审视度势，尽量绕开偏僻地段、立交桥桥洞以及拒绝乘载三五成群的青少年，减低了因时间、地点等因素所造成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可能。（3）控制女出租车司机的数量，并且规定允许营业的女性司机必须配备良好的安全防暴装置才能上岗，否则撤消其资格，既保护了公民财产免受侵害也预防了犯罪的发生。




　　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俄罗斯联邦制改革中的经验得失,或许能够对理解和解决中国的类似或者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王圭宇

　　俄罗斯的联邦制,首先指向一种宪法上所确认的基本制度安排,用以描述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涉及联邦中央(中央政府)与联邦主体(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其次,它还指向一种基本制度安排背后的价值和理念,包括分权、制衡、妥协、交涉与合作,而这些价值和理念又与俄罗斯宪法上的其他制度安排相结合,共同塑造着俄罗斯宪政制度的基本样貌。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事关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到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而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很多难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其联邦制本身所存在的困境。

　　1917年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发动了“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由此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8年7月10日,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1918年苏俄宪法。它首次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联邦制。在这种联邦制下,只有自治州联盟是俄罗斯联邦的主体,其他地区(如边疆区、州、省、专区等)则被视为单一制的组成部分。1918年苏俄宪法确认的联邦制,是俄罗斯“联邦制”的肇端。自此之后,俄罗斯在其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都实行联邦制。需要指出的是,苏俄之所以采行联邦制,是为了解决当时的民族问题,是为了应对当时苏俄复杂的政治局面,通过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以抵御外国的干涉和侵犯；这种联邦制是具有过渡性质的“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建构一个独立、统一和稳定的民族国家。

　　在整个苏联时期,苏联先后颁布并实施了三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它们都确认了由清一色联邦主体(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从联邦制运转实践的角度而言,苏联时期联邦制在其改革和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异化”,呈现出“集权化”特征,并逐渐扮演起单一制的角色。以至于到苏联后期,这种联邦制最终被扭曲为配合当时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手段或工具,仅具有“法律形式”的意义,可谓形同虚设。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因为当时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步挤压了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的存活空间；另一方面,当时苏联的主要政治诉求在于建成高度发达而又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引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并没有对于联邦制本身所蕴含和承载的民主价值意蕴予以应有的关切。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独立后的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联邦制危机,地方主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着这个新生主权国家。在各联邦主体日益高涨的声索“主权”的浪潮中,俄罗斯新一轮的联邦制改革随之拉开了帷幕。为维护和捍卫俄罗斯的独立、统一和稳定,叶利钦开始对联邦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包括采取同联邦主体签署《联邦条约》等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现实,叶利钦的联邦制改革收效甚微,并且还遗留下来很多弊病和问题。

　　2000年5月7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自其上任开始,普京对俄罗斯的联邦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塑造了俄罗斯的联邦制模式,并对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2000年5月至2003年4月,普京倡导并进行了第一次联邦制改革。其重点是强化国家垂直权力体系,改革措施包括划分联邦区、改革俄罗斯总统的全权代表制度,成立俄罗斯总统国务委员会,恢复联邦中央对联邦主体的垂直领导等。为了使其改革取得成效,普京还倡导并配套实施了其他一些相应的改革,如改革联邦委员会的组成程序和国家安全会议的组成人员等。2004年9月,以“别斯兰人质事件”为契机,普京启动了第二次联邦制改革。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改变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取消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单席位选区制度,对联邦主体进行合并、缩减联邦主体数量等。普京时期的联邦制改革呈现出一种“集权式联邦制”的倾向,但他抓住了俄罗斯所面临的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之间严重不对称这一根本性问题,可谓切中肯綮。普京时期的联邦制改革,彻底扭转了以往联邦中央向联邦主体迁就、妥协和退让的态势,加强了联邦中央的垂直领导,从而有力地保障了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和国家政局的稳定。

　　回溯俄罗斯联邦制改革的历史,自1918年苏俄宪法确认联邦制以来,俄罗斯的联邦制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改革进程。俄罗斯的联邦制改革,遵循一种浓厚的现实主义立场,始终围绕着俄罗斯联邦的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而展开,这在目前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定时空背景之下,不仅具有历史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合理性。从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俄罗斯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多发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包括联邦制在内的各项法制改革,都要反对激进主义,坚定不移地走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同时,还需要立足本国实际情况,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现实条件和政治任务出发,在现实主义立场之下逐步推进其政治改革。

　　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而言,中俄两国曾有着相近的历史传统、政治模式和法律文化背景,目前又都处在转型时期。近年来,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一直都是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意义上,俄罗斯联邦制改革中的经验得失,或许能够对理解和解决中国的类似或者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