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城乡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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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发布《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的通知

1994年10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证券管理部门，司法厅（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为保证证券从业律师按照规范化的要求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及其上市交易提供法律服务，我们制定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即《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试行）》和《上市公司配股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试行）》，现发给你们，请转发各有关单位并督促遵照执行。

附件：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

第一部分：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试行）
说明
（一）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股票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准则。
（二）发行人依据《股票条例》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其所聘请的律师应当按照本准则的要求，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制作律师工作报告。
（三）法律意见书是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须具备的法定文件之一。律师工作报告随申报材料上报，存证监会备案。
（四）法律意见书按照下述《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的各项提示，只表述结论性的意见（一般不超过3000字）。律师工作报告应当就律师的工作过程、下述《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与格式》所涉及的事实及其发展过程、每一法律意见所依据的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作出详尽、完整的阐述，并就疑难问题展开讨论和说明。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应当对本准则要求的内容做出全面说明。本准则的某些具体要求对发行人确实不适用的，律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修改；也可以根据需要，增加其他内容；但是应当在律师工作报告中对作出某项修改或者增加内容的原因作出特别说明。
（六）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不宜使用“基本符合条件”一类的措辞。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事项或者律师已经勤勉尽责仍不能对其法律适用作出确定意见的事项，应当发表保留意见，并且应当指出上述事项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影响程度。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在行文中不宜使用“假设”、“推定”一类措辞；但是可以使用“经核查，未发现”等措辞。对于某些可以依法作出假设的事实（如对原件的真实性和对企业重要管理人员的书面陈述的信赖，等等）可以直接说明没有再作进一步的验证。
（七）律师可以要求发行人就某些事宜作出书面保证；但是，无论有无发行人的书面保证，律师仍受勤勉尽责义务的约束，不得出具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法律意见。
（八）发行人申报材料上报后，如有任何改动，必须立即通知律师，并经过律师的书面确认；该书面确认意见应当立即报送证监会。如有必要，律师应当对法律意见书作出相应的修改或者补充，并将其反映在工作报告中。
（九）如果发行人取得发行、上市的许可，律师应当发表补充意见，说明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招股说明书公布日期间，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发行人的法律地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如有重大变化事项，应当就此发表法律意见，同修改后的招股说明书一起上报证监会。
（十）为了维护法律意见书的严肃性，防止律师出具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有遗漏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在股票发行、上市筹备过程中，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发行人提供法律意见，并且不断补充、修改工作报告；只有等到全部工作结束后，发行、上市申报材料正式上报时，方可出具法律意见书。

（十一）根据《股票条例》的规定，法律意见书应当在发行人向地方政府或者中央企业主管部门提出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之前完成；但是，如果地方政府或者中央企业主管部门认可，承办律师可以先行提交法律意见书的草稿，待地方政府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作出审批决定后，再签署法律意见书。报送证监会的法律意见书应当是经二名以上律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签字、盖章的正式文本。
（十二）本准则供发行人律师使用，供主承销商律师参考。主承销商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范围和内容与发行人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范围和内容应当各有侧重。
主承销商律师应当对主承销商负责，主要就发行人的发行、上市申报材料的合法性、完整性、规范性作出充分说明。
（十三）本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律意见的内容与格式
××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年度
股票发行、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发行人）：

（引 言）
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1．说明根据《股票条例》第十三条的要求出具法律意见书。
2．说明根据发行人与律师签订的《聘请律师协议》出具法律意见书，并具体说明律师以下述一种或数种身份参与工作：
（1）发行人（或者主发起人）的常年法律顾问；
（2）前期股份制改造及本次发行、上市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3）本次发行、上市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范围
1．说明根据《聘请律师协议》，对审查过的事项作概括引述。
2．说明是依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3．说明仅就与本次股票发行、上市有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4．说明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三、律师应当声明的事项
1．发行人保证已经提供了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或者口头证言。
2．律师已经证实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性。
3．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该次股票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5．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四、引言的结束段应载入下列文字：
“本律师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十八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上述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行人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1．说明发行人是否为依照法律程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经批准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1）说明发行人的设立申请是否获得法律、法规和有关主管部门规定所要求的批准和授权；
（2）说明发行人的设立程序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要求；
（3）说明发行人的章程（或者章程草案）、营业执照、现行有效的合同、协议及其他使其财产或者行为受约束的文件是否有导致发行人设立不成的法律障碍；
（4）说明由于发行人的设立引起原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理是否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或者违反其他对发行人的行为或者财产有约束力的文件；
（5）发行人为经批准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时，说明涉及有关财产所有权、使用权转移的法律文件是否齐备。
2．说明发行人是否依法有效存续，即根据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说明发行人是否有需要终止的情形出现。
3．说明发行人目前正在从事或者拟从事的业务活动是否与其法定行为能力一致。
二、发行人的章程（或者章程草案）
1．说明发行人的章程是否获得了法律、法规和有关主管部门规定要求的批准或者授权。
2．说明发行人的章程内容是否符合现行公司法律、法规和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并单独就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权利是否得到充分保护作出具体说明。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授权和批准
1．说明股东大会、发起人会议是否已经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发行、上市的决议。
2．根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者发起人协议等文件，说明上述决议的内容、形式是否合法有效，并且应当就股东大会的授权是否合法作出说明。
3．说明申请人已经依法取得和尚待取得有权部门同意发行、上市的许可事项（如发行规模、地方政府的批准、主管部门的批准、证监会的复审意见、证券交易所的同意安排上市等）。
四、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1．发行人的类别
（1）设立新公司发行
（2）原有企业改组设立公司发行
（3）定向募集公司转为社会募集公司增资发行
（4）社会募集公司增资发行
2．发行、上市条件
分别就不同类别的公司，对照《股票条例》第八至十一条的规定，概括说明是否符合条件（涉及资产评估、审计报告、盈利预测等内容时，应当说明是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
五、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
1．说明招股说明书是否符合《股票条例》和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规定。
2．说明招股说明书对重大事实的披露是否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说明招股说明书对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律文件内容的表壕是否真实准确，有无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关联企业。
（1）说明发行人与关联企业的关系；
（2）这种关系是否合法；
（3）子公司是否依法定程序设立；
（4）是否有由于发行人与关联企业的关系而影响发行人重大合同条款及其履行的可能性。
六、发行人所有或者授权使用、经营的主要财产（如机器设备、房产、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
1．说明发行人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经营权的行使有无限制，如果否存在担保或者其他债务关系。
2．说明发行人的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商标证书、专利证书及其他产权证书取得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合法；如应办理变更登记而发行人尚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还应说明完成有关变更登记手续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七、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1．律师应当审查发行人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以及虽已履行完毕，但是经审查发现内容有瑕疵，并且对发行人经营活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并说明前述合同内容和形式是否合法有效。
2．说明发行人在上述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与其依据其他合同或者法律文件承担的义务是否有冲突，该等冲突所造成的法律障碍是否已经排除。
3．说明上述合同的主体是否已因发行人的重组而变更，并构成合同履行障碍。如果上述合同主体拟变更，应当说明是否获得合同对方的同意。完成变更手续后，对合同履行是否构成法律障碍。
4．说明发行人是否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侵权之债。
5．其他应收、应付帐目项下的法律关系。
八、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技术标准
1．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是否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
2．发行人的产品是否符合国家关于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监督的要求。
九、发行人涉及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说明发行人是否有尚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诉讼、仲裁案件或者被行政处罚的案件。
2．如上述案件存在，还应说明其所涉金额及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影响程度。
十、发行人的税务问题
1．说明发行人近三年是否依法纳税。
2．说明发行人执行的税率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要求。
3．是否有被国家税务部门或者地方税务部门追究以前欠税的可能性。
十一、发行人募股资金的运用
1．说明发行人本次募股所筹资金的使用是否需要得到有权部门要求的批准或授权；如需要，是否已经得到该批准或授权。
2．如果发行人改变前次募股资金的用途，还应当说明该改变是否得到有关授权或者批准。
十二、本次发行所涉及的其他中介机构
说明参与本次发行、上市的中介机构是否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
十三、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十四、结论意见
概括说明对本次股票发行、上市的意见。即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合法性给予总括确认。如果不能作总括确认，可以逐项确认，或者对保留意见事项作出限定后再给予确认。

（结 尾）
一、法律意见书的日期及签字、盖章
二、法律意见书的正、副本份数
（印刷体） （签字）
律师事务所名称（加盖公章）经办律师××× ××××
××× ××××
××××年××月××日
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律师事务所为××公司××××年度
股票发行、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工作报告
××公司（发行人）
××公司，现将本律师事务所为贵公司××××年度股票发行、上市出具
法律意见书所做的工作及有关意见报告如下：

一、律师参与本次发行、上市工作的身份以及业务范围
1．说明以何种身份参与工作
2．本次出具法律意见所涉及业务概述
二、律师应当对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工作过程作详细说明（包括与发行人的相互沟通、对发行人提供材料的查验、走访、谈话记录、现场勘查记录、查阅文件清单，以及工作小时等）。
三、律师应当对下列事实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作出详尽、完整的阐述
（一）发行人简况
1．发行人（包括发起人）的历史沿革
2．发行人在股份制改造及其运作过程中执行国家有关部门（如国家体改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国家土地管理局等）关于股份制改造规定的情况
3．发行人在股份制改造前后的组织结构
4．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及其形成过程
5．对发行人公司章程（或者章程草案）内容的审查情况
6．发行人的经营状况
7．发行人对其主要财产（如机器设备、厂房、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的所有权或者经营、使用权
8．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1）发行人与其关联企业的股权关系
（2）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关联企业中兼职情况
9．发行人的重要合同及其合同之外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10．与发行人有关的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等情况
11．发行人的税务问题
（二）本次股票发行、上市情况
1．本次发行、上市的授权及批准
2．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3．有关承销协议的内容及承销的其他事宜
4．对招股说明书的审查
5．募股资金的运用
6．专业性机构的证券业务资格
（1）律师事务所
（2）会计师事务所
（3）资产评估机构
（4）证券经营机构
（5）其他有关机构

四、有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疑难问题的讨论和说明
五、律师所审查的文件清单
1．政府批文
2．公司文件
3．权益证书
4．合同文件
5．有关信函
6．其他文件
（印刷体）（签字）
律师事务所名称（加盖公章）经办律师×××××××××
××× ××××年××月××日

第二部分：上市公司配股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试行）

说 明
（一）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股票条例》）和《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内容与格式。
（二）发行人民币股票的上市公司向股东配售发行股票，所聘请的律师应当按照本内容与格式的要求，出具法律意见书。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Ｂ种股票）或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向股东配售股票的，参照适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
（三）法律意见书是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申请向股东配售发行股份所必备的文件之一。
（四）律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内容与格式中确实不适用于发行人的某些具体要求作出适当修改，或者根据需要增加其他内容；但是律师应当向发行人和证监会书面说明修改或者增加的理由。
（五）发行人申报材料上报后，如有任何改动，应当附有律师的书面确认；如有必要，律师应当对法律意见书作出相应的修改或补充。
（六）如果发行人取得配股的许可，律师应当发表补充意见，说明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配股说明书公布日期间，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发行人的法律地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如有重大变化事项应当就此发表法律意见，同修改后的配股说明书一起上报证监会。
（七）本内容与格式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上市公司配股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试行）
××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年度
配股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发行人）：
（引 言）

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1．说明根据《股票条例》、《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的要求出具法律意见书。
2．说明根据发行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有关聘请协议出具法律意见书，并且具体说明律师以下述一种或者数种身份参与工作：
（1）发行人的常年法律顾问；
（2）本次发行、上市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范围
1．概括说明根据有关聘请协议已经审查的事项。
2．说明是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3．说明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三、律师应当声明的事项
1．发行人保证已经提供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2．律师已经证实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性。
3．对于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该次股票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5．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配股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且依法对其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四、引言的结束段应载入下列文字：
“本律师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十八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上述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一、发行人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1．说明发行人是否为其股票已经依法在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证券管理部门批准或认可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2．说明发行人是否依法有效存续。即根据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说明发行人是否有需要终止的情形出现。
二、本次配股、上市的授权和批准
1．说明公司本次配股是否依法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作出决议。
2．说明申请人已经依法取得或者尚待取得的有权部门同意发行、上市的许可事项（如地方政府的批准、主管部门的批准、证监会的复审意见、证券交易所同意安排上市等）。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说明本次配股是否符合《公司法》、《股票条例》以及国家证券主管机构关于公司配股或者增资发行新股的具体规定。
四、发行人的配股说明书
1．说明配股说明书是否符合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规定的要求。
2．说明配股说明书是否对重大事实的披露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说明配股说明书中对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律文件内容的表述是否真实准确，有无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五、发行人募股资金的运用
1．说明发行人本次募股所筹资金的使用是否需要得到有权部门要求的批准或授权；如需要，是否已经得到批准或者授权。
2．如果发行人改变前次募股资金的用途，应当说明该改变是否得到有关授权或批准。
六、本次发行所涉及的其他中介机构
说明参与本次发行、上市的其他中介机构是否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
七、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八、结论意见

（结 尾）
一、法律意见书的日期及签字、盖章
二、法律意见书的正、副本份数
（印刷体）（签字）
律师事务所名称（加盖公章）经办律师××× ×××
××××年××月××日


刑事诉讼法与法官的中立地位
王丽娟　徐子强

　　法官中立是司法的性质与特征所决定。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然而，人们以往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束之高阁，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并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配套措施，从而为法官中立这一命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本文拟讨论如何把这一观念“物化”在审判过程中。
一、英美法系关于法官地位的规定
　　英美法系国家在刑事审判中普遍实行对抗式模式，刑事审判活动主要围绕控、辩双方的举证与相互反驳而进行的，法官(包括陪审团)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控、辩、审三方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承担不同的诉讼职能。就法官而言，他只是一个消极的居中裁判者，其在法庭审判活动中既非原告，也非被告的代言人；既不站在被告人的对立面，更不是代表控方的追诉者，而是作为中立第三方来解决控辩双方的争议。法官不参与收集和调查证据，也不单独提出证据，他甚至极少对证人进行询问。法官对控辩双方所提出的证据可采性拥有“否决权”。他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在于确保当事人双方在提出证据、询问证人和进行质证、辩论时严格遵守包括证据法则在内的程序法规则。控辩双方如果在对证人进行询问时，提出了可诱使他作出某一特定回答的问题，法官也有权对这种问题进行制止和干预。
　　由于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他在庭审前一般很少受到一方证据、观点的不当影响。法官几乎从不对证据做任何庭前调查，他甚至并不接触控方的卷宗。在英国陪审团审判程序中，法官一般会受到控方准备在庭审中出示的记载证据目录和简要情况的书面材料。在美国，法官不接受控方移送来的卷宗，但他也可能在庭是前的听证会上预先获悉双方将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的情况。但是，法官因此而受到不当影响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有权对双方证据作出评价以及对案件作出权威性裁判的是陪审团，而不是法官。
　　就控诉方而言，他担负着举证责任并为此展开诉讼攻击活动。也就是说，谁主张，谁举证。控方的举证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义务或责任，而法官的关注焦点也集中于控诉主张的论证力度上。
　　就辩方而言，在英美刑事诉讼中，法官完全依赖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判，诉讼的结局基本上取决于控辩双方的活动。因而，任何一方倘若不积极，其主张便很难为法官所认同，就辩护方而言，在整个诉讼活动中，都要积极开展活动，不遗余力地反驳控方主张及证据。控、辩的共同诉充活动是法庭审判的基本内容。
　　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构造和运作，有着其合理的法理解释，尤其是在法官保持中立方面，他们认为法官的中立性和被动性是查明真相的必要条件。如果法官过于主动，就很难避免在调查中偏向此方或彼方，损害审判的公正、中立形象。同时这也是诉讼的民主要求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英美刑事诉讼的设计和运行均以保障人权为前提，防止国家机关及官员滥用权利，侵犯公民利益，并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庭审判中，体现为强调法官的中立性，提高辩方的地位，使之与控方的地位相同，这种格局即表现为法官消极中立，控辩平等对抗的状态。但是，英美法系的诉讼结构也有一些弊端，法官不参与法庭调查，容易被控辩双方牵着鼻子走，也容易造成案件不能及时审理完结。同时，法官一味地保持消极的态度，不仅会导致一些有价值的关键证据因当事人未能提出而无法出现在裁判者面前，而且会使裁判者在对案件事实尚存疑问时率然下判，而不再对事实真相作出进一步探索。
二、我国新旧刑诉法中有关法官地位的规定
　　原刑事诉讼法下的庭审是在法官主导下进行的，法官不仅在庭前审查检方提供的卷宗材料和证据，而且还可以进行庭前和庭后的调查，同时主持庭审，在庭审中亲自询问被告人，并进行与之相配的庭审听证、质证，全面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积极担当法庭调查的主角，带有浓厚的审问主义色彩。这种法官在庭前、庭审、庭后均带有主导刑的调查，很难保证法官站在冷静、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去裁判，同时也无法发挥控诉、辩护作为诉讼双方在法庭调查中原本应有的职能，同时背离了现代刑诉法职能分离的原则，使诉讼的民主性、公正性受到损害。严格区分控、辩、审三方的诉讼职能，既能保证控、辩双方行使自己的权利，也符合现代诉讼法的要求。现行刑诉法朝民主化、科学化进了一大步。法官的职责主要是维护法庭秩序，引导控辩双方进行辩论，听取庭审，判断证据，作出裁判。
三、新刑诉法中诉讼结构的价值取向及法官角色的调整
　　任何法律制度都追求一定的法律价值，而审判程序的构件和运行又是为法律价值取向所决定。在现代法制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包括安全、秩序、公正和个人自由。现代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法律价值正是安全和自由，而对这两种价值的排列顺序不同则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取向犯罪控制观和权利保障观。所谓自由，意味着个人可以不受他人控制而独立作不损害他人的行为选择和活动的权利；所谓安全，则是指保障社会和大多数成员的权利不受威胁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惩罚犯罪是我国刑事诉讼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审判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有罪的人得到惩治，使无罪的人免受追究，况且，处罚犯罪本身也包括了通过准确追诉以避免错无辜。因此，安全与自由、犯罪控制与人权保护这两个价值目标是体现国家利益的两个方面，都是同等重要的，对他们的任何偏废都是与国家利益相违背的。因而，新刑事诉讼法确定的诉讼结构及价值取向无疑更符合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新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显然与过去有了较大变革。
　　新刑事诉讼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和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长处，改变了过去法院包揽一切、控、辩审职能不分的状况，确立了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将个体自由作为第一的价值观，而是保留了犯罪控制观中积极有用的因素，同时又吸收了权利保护观的合理成分，将犯罪控制和权利保护的价值目标放在同等的层次上予以同样的重视和保护，大大强化了控辩双方的对控程度，把双方放在同样的诉讼地位以及法官进行居中裁判。
　　新的审判方式要求法官树立新的角色观念，法官在庭审中既是积极主导者，又是居中裁判者。所谓“积极主导者”，是指法官组织指挥庭审活动有序地顺利进行，并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均应服从法官的组织指挥。所谓“居中裁判者”，是指法官处在中立地位、不偏不倚听取控辩双方出示证据、相互质证、互相辩论；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裁判。显然，新刑事诉讼法的观念与我国传统的“犯罪至上”、“积极追诉”的观念存在严重冲突。在贯彻新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法官不能很快领悟新刑事诉讼法的精髓，而只是机械地按照新的操作程序，虽然形式是新的，而实质仍是旧的观念，造成了控、辩式审判流于形式，由过去的法官出示宣读证据，变成了现在的证据由公诉人出示或宣读，实际的效果是换汤不换药，庭审就象在演戏，成了“审判长坐着喊，公诉人忙得欢，法警团团转(传递证据材料)，审判员(陪审员)坐着看”。这种情况有可能丧失审判方式改革的应有功能和预期目标。所以，解决这种立法超前观念滞后的矛盾，必须改革诉讼观念和我们法官的审判意识，使新刑事诉讼法的精髓真正贯彻到审判之中去，这样，才能保证审判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
　　法官中立要求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相对于控辩双方而言不代表任何一方利益，只依照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判。这是由审判活动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如果法官过分热心于追求事实真相，或者过分地介入到证据的提出和调查中，他们就会对个人在控制程序、选择诉讼结局方面的自主性造成限制，并且失去其中立、冷静、客观的裁判者形象，以至于产生对个人不利的偏见、预断。因此法官中立不仅意味着从态度上保持对控辩双方一视同仁，而且更意味着不介入双方的争辩和对抗过程，甘当一种维持秩序和判断孰胜孰负的裁判人。只有这样，刑事被告人才能通过与检察官展开充分对抗而自行争取一种有利的结局。
　　那么，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的改革正是体现这一点，法官首先必须确立中立的意识，从过去的庭审中既代表公诉人进行追诉，又代表辩护人考虑被告人是否有从轻、减轻、无罪的角色中转变过来，即不积极考虑控辩双方的任何一个角色中，把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摆在同一位置，克服旧刑诉法中偏重于公诉方而忽视辩护方的心理，对于公诉方和辩护方提出的证据，必须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不能认为公诉方的证据就优于辩护方取得的证据，同时防止带有色眼镜去看犯罪嫌疑人。同时防止法官在庭审中看到公诉人控诉不利时，不知不觉地成为追诉者，进入到对被告人进行严厉讯问和指责的角色中，或者过多地讯问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发问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发问中与被问者形成辨论局势。古语说的好，“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作为法官应从观念深处牢固树立起中立意识，将控辩双方置于同等地位，消除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双方的意见和证据应当予以同样的关注和重视。总之，法官无论是感情、言辞和认证、适用法律等方面都不应带有倾向性，作到不偏不倚，不亲不疏，居中裁判。但是，他又不同于英美法系法官在庭审中消极裁判的角色，而我国的法官在庭审中可以核实证据，也可以在自己还有些问题经控方讯问及辩护方发问后，还没完全听清的情况下，对被告人进行发问，它不同于旧刑法中代表公诉方追诉，只是在没有听清某些情节时对被告人发问。同时，对于庭审中双方举证后，法官不能依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去判定案件时，可以去核实证据，这是在控辩双方举证后的核实，而不是自己去主动调查，这两种方法可以弥补控辩双方在对案件起诉事实不清或辩护方举证不明的补充。
四、新刑诉法中对于法官中立地位规定不足及缺陷
　　新刑事诉讼法使法官在庭审过程中的地位更趋向于中立，这种中立使法官保持一种平常心，既不偏袒控方也不代表辩方，而是站在公正无偏的立场上，使审判更加公正合理。但是通过实践，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法官具有中立地位规定不足，有的规定还比较模糊，使法官很难保持这种地位，法官公正执法的形象也大打折扣。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庭前审查规定的模糊，无法防止法官产生庭前预断
　　新刑诉法摒弃了旧刑诉法中控方向法院提起公诉，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弊端，而改为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付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也就是说，新刑诉法主要是为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先定后审、审判走过场而制定的，它使法官在庭审前见不到检方的所有卷宗，对案件不能全面了解，这样就防止了法官事先对案件的预断和偏见。但是，根据新刑诉法第15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16条第(五)规定，是否附有能够证明指控犯罪行为性质、情节等内容的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同种类多个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如果某一种类证据只有一个证据，该证据即为主要证据；(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等证据。这些证据的给付使审判人员很难避免先入为主。因为，审判人员为了避免在庭审中听不清楚案件的真实情况，往往在审理前把公诉方给付的证据统统研读一遍，知道案情的大致梗概，以免在庭审中陷入被动状态，同时，研读的证据又都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它包括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立功、累犯等情节，以及同种类多个证据以及证据中的孤证等，控方提供这些材料又是由公诉方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审判人员阅读这些证据时不得不产生庭前预断，往往会从控方交付的证据而得到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概念。
　　(二)刑诉法缺乏强制性规定，使被告人不能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必须请律师，在新刑诉法中，控辩制是精髓，如果只有控方而没有辩方，使审判人员在庭审前只能看到控方的证据而看不到辩方证据，这也是对法官中立地位的动摇。虽然，新刑法第33条第1款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34条亦规定了公诉人出庭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等等。同时最高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也规定了7种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可以”二字，法院就可以省确联系律师的麻烦，也不会为法律规定的“可以”二字去跑腿。所以，在庭审中，外地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不是自己去请，法院基本上不会为他请律师，除非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或有外国人旁听的案件，为了增强庭审效果，法院才会为被告人请律师。这样，公诉案件立案后，审判人员就只能看到控方指控有罪的证据，即使被告人有从轻、减轻、无罪的情节，也无法使审判员在庭审前获知，庭审前看不到辩方的证据，听不到辩方的声音，诉方有罪证据的充实和辩方证据的缺乏，使审判人员难免在庭审前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已有深刻印象，在庭审中听不到辩方的声音又难免使审判员加深了这种印象，法官中立无偏的地位受到了影响。
　　(三)对庭前控辩双方接触未加限制
　　虽然新刑诉法规定了不移送全部卷宗，但并没有规定控辩双方不能接触，审判人员拿以已立案的卷宗后，在阅卷过程中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被告人是否有罪，证据是否有疑问，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起诉书中指控的盗窃数额与自己计算的不一致等等，而向检方提出自己的疑惑。检方为了把自己的案件审结圆满，而把案件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和盘托出，结果便是虽然审判人员没有卷宗，但从控方基本上已获知一切，这种接触破坏了法官的中立地位。
　　(四)扩大了法官的司法调查权
　　对于案件事实，检方一般都能基本指控清楚，但是，对于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立功情节，公安机关由于素质和任务的限制，在办案说明中往往讲的比较模糊，检方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指控犯罪、打击犯罪，对被告人是否有自首、立功的情节不太在意，审判人员在庭是中如果发现被告人说的抓获经过与办案说明不一致，而检方又没提，法院为了情节而休庭，增加诸多诉累。公诉人也不愿意为此情节去调查，可作为审判长就不得不去调查。为什么说调查呢?因为被告人也不知自己的行为是什么，且未在庭审中提出，检察院又未提起，这样法官就不是在诉辩双方提出证据的情况下去核实证据，而是为了不在案件中丢漏情节，形成错判和漏判去调查，公诉方和被告方均不在场，而法官的调查结果未经当庭质证即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判决书中充当证据。这种调查不仅使法官充当了公诉人、辩护人的角色，而且也破坏了法官中立无偏的地位。
　　(五)法官个人不拥有自主的审判权
　　在实践中，有时遇到案件在一定范围内有影响的，不仅向庭长汇报、向院长汇报，而且，必要时还要向审委会、上级法院汇报，所以最终的审判结果是领导说了算。另一种情况是，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对案件进行统一部署，对案件的量刑进行统一平衡，这种行政干预势必导致审判程序的中立性难以维持。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