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纪人管理办法(2004年)

上一篇: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售付汇管理的通知
下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泰王国引渡条约

浅谈基层法院积案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作者：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朱凯


“执行难”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个跨世纪的司法难题。1999年党中央批转了最高法院《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党的十六大更明确地提出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以及近年来出台一些关于执行方面的司法解释等，这些都为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提供有力保障。但是目前“执行难”的问题仍然很突出，尤其是基层法院的积案更是存在着各种难执行的问题，包括内外界的各种因素制约了执行工作的开展。笔者通过所在基层法院在近几年实施执行会战等各项集中执行活动中针对执行积案总结出“执行难”的表现、原因及解决对策。
一、执行难的表现类型
通过近几年开展的执行会战等集中执行活动，笔者所在基层法院对执行积案实行梳理、自查、归总，总结出“执行难”主要表现在：一是涉“财”案件执行难。由于我国许多登记制度不健全，在执行时难以寻找或确认被执行人的财产。基层法院大多面对农民执行，一些被执行的农民外出打工经常人走财空，造成人难找财产难寻。二是涉“困”案件执行难。这类案件标的额较小，但未结案比例较大，被执行人不是逃避执行，转移财产，他们确无执行能力，大都属于城乡特困户；有的借款承包土地或经商，由于自然灾害、经营亏损而一贫如洗，根本无力偿还债务。三是涉“企”案件执行难。一些企业转制、并轨、有的名存实亡，有的严重亏损，职工的工资没有保障，法院一旦强制执行就会导致群体上访，影响稳定，影响改制。四是涉“府”案件执行难。这类案件涉及到村委会、乡镇政府、县市政府。这些单位有的直接承担责任，有的承担连带责任。一方面由于地方经济困难暂无履行能力另一方面执行人员的人、财都受制于地方政府而不敢执行。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经济利益而干预执行，造成案件久拖未果。
二、积案“执行难”的成因
“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一）从社会层面看
1、由于社会诚信度低，个别当事人素质低下。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交往的不断增多，当事人之间因权益纷争而涉讼的案件大量增多，有些被执行人法制观念淡薄，置生效的法律文书于不顾，置对方当事人的生产、生活困难于不顾，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能拖则拖，能避则避，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义务的债务人越来越少，导致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积案数量也不断增加。
2、经济发展落后，自然人收入偏低。企业单位大多数是面临倒闭、关、停、并、转在改制之前所欠债务约定不明。机关事业单位无经费来源，多年陈欠无力清偿。
3、执法环境差，领导指意多，部门干扰多。人大要求加大力度依法执行，政府要求保护地方经济，法院执行人员只好见机执行。社会各界为法院设置执行障碍多，配合、协助法院执行的少。另外，由于信访条例不健全、执行不严，只要当事人因执行上访，有关部门不管原因，只要结果导致执行左右为难。
（二）从立法执法层面看
1、有关执行的法律规定亟待修改。当前，法院执行积案多，执结率不高，和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有直接的关系。该规定指出“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因此，当事人为了避免超过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即使明知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也不得不向法院申请执行，这类案件不是法院、当事人想执行就可以执行的，结果只能造成执行积案越来越多，导致人们对法院乃至整个法律制度的失望和不满。
2、申请人的风险意识淡薄，法律知识缺乏。一些案件难以执行，一方面交易过程风险意识差。出现纠纷进行诉讼时，没有及时申请财产或证据保全。判决生效申请执行时，不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认为判决后，钱马上就能到位。
3、执行依据错误。法律规定执行依据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民事、刑附民、公证仲裁等。其中实体处理错误时有发现，但往往又因法律障碍不能纠正而予继续执行，必然最后导致错误执行。一些案件因再审重审，几经周折使执行期限无限期的延长。有些案件当事人不管有理无理在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就申诉、上访。致使一审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彷徨不前，左右观望。
（三）从心理层面上分析
1、当事人的心理。做为申请执行人他们认为其起诉了，费用交了，他们就没有任何义务了，法院就应负责执行。被执行人因对判决不服，抵触情绪大，不配合法院执行。千方百计转移财产逃避执行。
2、社会求稳定心理。执行与社会稳定可以说是一对矛盾的问题。特别是执行涉企、涉政府、涉社会特殊群体案件，为了稳定问题，执行就显得软弱，就需稳定。
3、法官的心理复杂。目前执行人员的心理压力较大，这种心理一方面来自领导，执行员的任命、晋级、工资待遇等由地方人大、政府部门决定。他们不能真正地独立司法，有些案件就是领导不过问，也得知道怎样去执行。另一方面来自当事人，执行工作对抗性较强。有的甚至有生命危险，而法律没有赋予执行人员的特殊的权利。对人身安全没有什么特殊的保护。只有惩戒没有豁免，经常出现干的越多，出现问题越多。诸方面原因使执行干警的积极性不高，消极执行。
三、解决积案“执行难”的对策
为了最在限度的实现债权的利益，缓解积案“执行难”的局面。主要从以下方面寻找对策：
（一）深化执行工作改革。通过改革建立起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管理体制。执行局内部实行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两权分离，从而使执行工作朝着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方向发展；使各种困扰、对抗、干预，妨碍执行的行为无隙可乘，使违规执行无计可施。
（二）围绕公正、穷尽各种手段
一是多方面开展执行宣传工作
加强普法宣传，让更多的被执行人明白不履行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使他们能够自觉履行义务；同时也使申请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执行中，只要法院执行人员严格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及时采取了执行行为，穷尽了法律手段，那么，即使申请执行人的权利没有全部得到实现，也应当认为法院已经尽到了法律赋予的职责。唯有如此，人民法院才能卸掉沉重的包袱，走出执行难的怪圈，使执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是用好用足法律赋予的权利
通过统计发现许多执行案件靠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结案的较少，大部分案件是靠法院强制执行，或者由法院采取司法强制措施后才自动履行的。在执行人员执行案件时，平时我们强调靠说服教育促其自动履行，但更注重强制执行。对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坚决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划、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
三是做好执行前置工作、降低当事人执行风险
全力推行“阳光执行”和风险提示。把执行的全部程序公开，以便当事人和各界的监督。在执行中实施执行公开告知制度和实施执行风险和不履行生效判决文书后果告知制度。在申请执行期间，分别向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风险告知书》、《申请执行人提高内执行人财产状况（线索）书》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等。此外，在诉前、诉中、判决前、判决后及申请执行前实行执行风险全程提示，分别在上述各个阶段均告知当事人可能面临的执行风险。对被告确无履行条件的案件，审判人员引导当事人选择实现权利的其它方式，避免诉讼后案件一判决就成执行“死案”。
四是全面推行执行案件备案登记制度
对在诉讼中未采取财产保全的案件，在执行立案前，先行对被执行人财产实施调查；对经调查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又无财产线索的案件，经申请人同意后暂不予立案受理，进行备案登记。这样既减少了执行案件的数量，也保证了申请人的申请执行权不过时效。



法律是干什么的？
——如何认识武玉杰倒票案

南昌市司法局 熊晓峰


如果要评选2006年法律大事件，新年伊始发生的武玉杰“倒票”案毫无疑问将入选，各种媒体、网络上好不热闹。这次与以往不同，不像前几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佘祥林案呈现一边倒的齐声声讨现象，我们的法律精英和社会大众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一边是要捍卫法律的严肃性、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边是呼吁给武玉杰一点宽容，一时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但在热闹的表面，仔细琢磨一下双方的观点，却发现双方并不是在一个法律的层面上交锋，是各敲各的锣、各吹各的号，没有对到一个点上去，双方对于武玉杰构成“倒票”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只是对于这种行为是否构得上处罚持有异议，虽然有个别微弱的声音提出，从合同法上看，武玉杰的行为是一种接受委托的民事代理行为，但为刑法界的大家以武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为由“义正辞严”地驳回了。双方所论争的变为了在法律普遍公正下是不是要给予个体以公正。
在此我不想探究到底是高校高收费背景下武玉杰贫困生的身份引起大众的同情还是大众因痛恨某些利益集团垄断公共资源而同情弱者，又或者是二者复合作用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关注。我想寻找的答案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武玉杰构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倒票”？他应不应该受处罚？或者在更深层次上法律是干什么的？
倒卖车、船票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中，是指倒卖车、船票，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情节严重，1999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认定为“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船票或者倒卖坐席、卧铺签字号及订购车票凭证，票面数额在五千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二千元以上”，而武玉杰购买了1000余张火车票，金额达10万余元，从解释来看，武玉杰构成倒票似乎是板上钉钉、难逃法网了。但且慢，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在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或事项时，对有关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它既不能违背刑法的规定，也不能超出刑法规定的范围，从解释本身看，它所指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一种行为，而从刑法上看，我国刑法上对于是否构成犯罪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必须符合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即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缺一不可。构成倒票罪的主体既可是个人、也可是单位，主观方面是牟利，这二者可放开不论。在此值得讨论的是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尤其是犯罪客体，在我国刑法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了完整清晰地阐述犯罪客体及其在犯罪构成中的作用，虽然稍显冗长，还是请允许我引用我国刑法学权威、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苏惠渔教授主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刑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00页)对于犯罪客体的表述：“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并且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必须具备的要件之一，说明犯罪行为危害了什么社会利益，是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的集中体现，任何一种犯罪，都必然要侵害一定的客体，不侵害客体的行为就是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也就不可能构成犯罪，由此看来，犯罪客体是决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首要条件，没有犯罪客体，就没有犯罪问题而言”。同书第467页，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的管理活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行为，直接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为了谋取个人或者单位局部非法利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生产、社会交换、社会分配和社会消费诸种经济关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所谓倒卖，《现代汉语词典》中只有倒把，指利用物价涨落，买入卖出，牟取暴利，《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指“低价买进转手高价卖出以牟利”。我理解倒卖是有两个行为：一是从国家规定的机构收买，另一个是自己加价卖出。在倒卖车船票犯罪中中为刑法所保护的、犯罪分子所侵害的客体是正常的售票秩序。正常的售票秩序，我个人认为是消费者只有从国家规定或批准的地点付出国家或批准的价格获取所需要的车船票，即只有一个买卖行为存在。应该承认的是，倒卖车船票脱胎于计划经济下的投机倒把，但在目前某些时段或某些路线上车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仍有存在的必要。(同样是紧张，为什么没有倒卖飞机票的，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但已不是本文的范围了)倒卖，就是通过种种手段把车票控制在手中，人为造成车票的紧张，使得真正的消费者无法从正规渠道买到车票，迫使真正的消费者以高价从倒票者手中购买车票。当然既然是购买，即使是以高价、即使是无奈，作为消费者还是有选择余地的，虽然这种余地很小、空间不大，但总是有一定讨价还价的空间，可以选择此贩或彼贩、选择其他出行方式，也就是说倒卖行为最终所针对的受害人实际上是不特定的，如果倒票者以高价迫使某个特定的人或群体必须购买，那他就是强买强卖，是强迫交易而非倒卖车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武玉杰的情况，我认为与倒票有本质上的不同。首先，他是针对一个个特定的人—学校的学生；其次，他是事先收取了学生证与票款及加价款，也就是说，在本案中没有两个买卖行为，只有一个买卖行为：同学购买车票，武玉杰本人没有购买行为，更没有出售行为。说武玉杰本人没有购买行为，可能很多人无法理解，他不是到窗口排队去买了1000余张车票吗？这里我们要把握的是：武玉杰是用同学的学生证、用同学的钱按同学要求的时间、目的地购买车票的，武玉杰是买了票，但不是他本人购买，而是----代购。现在问题似乎回到了文章前面据说的委托已超出法定数量，即数额超过五千元的即构成倒票罪，但细细一看，有一个概念被有意无意地转换掉了。我们所说的是民事上的事前接受委托的代购行为，而刑法上的五千元是指构成倒票应接受刑法处罚的一个界限，其前提是倒了票，其所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并不是五千元以下不构成犯罪，而是只要符合倒票罪的特征，即使在五千元以下，虽不受刑法管辖，仍应接受其它形式的处罚。五千元并不是罪与非罪的标准，而是确定应受何种处罚的界限。一定量的累积并不必然导致质的改变，我国刑法中也从来不存在一个以一定数额来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刑法意义上一定量决定的只能是并且必然是处罚的种类与程度，而非罪与非罪。在武玉杰一案中 ，武玉杰事前接受同学的委托，以同学的名义按照同学的要求代为购买车票的行为是一种民法上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一案件中，只有一个从车站窗口购买车票的行为，没有倒手买卖的行为，车站正常售出了票，同学按自己的意愿买到了票，车站的正常的售票秩序没有被扰乱，国家未遭受任何损失，同学自愿传给武玉杰代理费，同学们的经济利益也未遭受任何的损失。试想，如果没有武玉杰代买，同学们自己又不能去排队买票，同学们获取车票的途径就唯有到票贩子手上高价买票了。在本案中我所能看到的唯一利益受损的只有票贩子的利益，而这我想是大家所乐见的。因此，武玉杰同学的行为没有扰乱国家正常的售票秩序，没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国家和群众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我们在这里找不到犯罪客体，就更没有犯罪行为的发生，武玉杰的行为不构成倒票。
我们都知道，刑法的功能既是惩罚，同时也是预防，即惩罚既有的犯罪、也警示可能发生的犯罪，而预防作用的产生，是通过对既有犯罪的公正处罚，来指引人们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来评价人们行为何者正当、何者不正当，使人们预测到自己行为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并使人们对法律产生认同，进而使法律发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持公共生活基本秩序的职能。弗·培根说过：“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一个错案、冤案，会使得一定范围的人群对于法律的认知发生一定的改变，而一个有广泛影响的错案、冤案，将会在社会上对于社会公众的法律认识产生误导，既没有惩罚到应该惩罚的，更不可能预防该种犯罪的发生，杀鸡只能吓鸡，并不一定吓得到猴，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说：“公平虽然就是公正，但并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对法律的纠正，其原因在于，全部法律都是普遍的，然而在某种场合下，只说一些普遍的道理，不能称为正确，就是在那些必须讲普遍的道理的地方，也不见得正确，因为法律是针对大多数的，有时难免弄错……既然立法者说了一些笼统的话，有所忽略和出现失误，那么这些缺点的矫正就是正确，如若立法者在场，他自己会这样做；如若他知道了，自己就会把缺少的规定放在法律中，所以公平就是公正，它之优于公正，并不是优于一般的公正，而是优于由于普遍而带来了缺点的公正，法律普遍性所带来的缺点，正是公平的本性，这是因为法律不能适应于一切事物，对于有些事情是不能绳之以法的，所以应该规定某些特殊条文，对于不确定的事物，其准则也不确定。”(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如何根据正义的考虑，减轻现行法律可能产生的严酷与不公正就已成为法律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了。作为执法者，在执法之时要时刻把握法律的意义，要体会立法者立法的目的，作为法律研究者，更要深深领味法律的真义，不应局限于法律条文的文字表面意思，更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随意对法律作任意的解释。
法律早已不是单纯的专政工具，它的首要功能和目的是保护，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法律也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