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海运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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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关于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

农办机［2011］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机管理局（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机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农机局：

　　为加强农机安全监理工作，提升安全监管能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安全发展，根据《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0〕2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11〕47号）和《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我部组织编写了《全国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各级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认真贯彻《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和本《规划》的有关规定。加强《规划》实施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监管到位，转变监理方式，提升监管能力，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实现。

　　农业部办公厅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全国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十二五”规划

（2011-2015年）

　　农业机械化安全发展是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标志，农机安全监理是农业机械化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农机安全监理工作，事关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事关农村的和谐稳定。为适应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和安全发展的新要求，加强“十二五”期间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工作指导，根据《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0〕2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11〕47号）以及《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制定本规划。

　　一、“十一五”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工作主要成就

　　（一）法制化建设加快，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十一五”期间，一批农机安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相继出台。2009年《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公布实施，标志着农机安全监管工作迈入了法制化轨道。农业部制修订了《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拖拉机登记规定》、《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和《农机事故处理办法》等规章；制定了《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建设规范》、《农业机械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等规范性文件。2008年以来，修订了《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16151-2008）国家标准；制定了《植保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安全监理检验技术规范》、《拖拉机号牌》、《农业机械事故现场图形符号》等行业标准。各地相继制修订了涉及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的37部地方性法规，全国农机安全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

　　（二）机构持续加强，队伍保持稳定

　　“十一五”期间，各级政府和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更加重视农机安全工作，不断强化体系建设。2010年农业部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设立了安全监理处。全国30个省（区、市）设立了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县级以上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达2901个，农业机械安全监理人员3.3万余人，基本形成了县以上有机构、县以下有人员的国家、省、地、县、乡、村多级农业机械安全监管网络。参公管理步伐明显加快，36%的县级以上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纳入参公管理，52%的实行全额预算拨款，80%的省级安全监理机构纳入参公管理。农业机械安全监理体系不断完善，人员队伍相对稳定，经费保障明显改善。

　　（三）工作改革创新，机制逐步完善

　　“十一五”期间，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将农机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分解到各省（区、市），将农机安全生产纳入了地方政府考核范围，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初步形成了“政府负责、农机主抓、部门配合、群众参与”的农机安全监管机制。农业部、国家安全监理总局组织开展了“创建平安农机，促进新农村建设”活动。各地因地制宜，整合各方面资源，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探索免费安全监理、互助保险、农机交警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改进了监管方法，促进了农机安全生产。

　　（四）投入不断增加，装备和信息化建设初见成效

　　“十一五”期间，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服务能力建设纳入《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在部分产粮大县启动实施安全监理装备建设项目。农业部实施了移动式拖拉机安全检测装备项目，为全国100个县配备移动式安全检测装备，组织开发了移动式农机驾驶人考试车等监理装备技术。各地用于安全监理基础设施、装备建设等方面的资金不断增加。监理信息化步伐加快，“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系统”和“农机事故报送分析系统”纳入了农业部“金农工程”建设，开发设计全国统一的农业机械登记信息库、驾驶人信息库、事故信息库。

　　（五）理念不断转变，监管领域延伸拓展

　　“十一五”期间，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及其农机安全监理机构严格依法行政，规范监管行为，转变监管理念，不断拓展监管领域。农机安全监管的重点由原来的道路为主转向在重要农时季节对农机田间作业环节进行监管。农机安全监管已成为农机化公共服务重要内容，基层监理人员深入乡村，组织宣传教育培训，开展安全检查，排查事故隐患。加强对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安全查验，组织开展发放安全宣传资料，发布安全提醒信息等服务。

　　总体上，“十一五”全国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在农机数量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全国农机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农机事故持续下降，重特大农机事故得到有效控制。据统计，2010年全国拖拉机道路交通事故4989起，死亡1908人，受伤5076人，直接经济损失1012.94万元；道路外农机事故共812起，死亡214人，受伤517人，直接经济损失865.13万元。与2005年相比，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均大幅下降。

　　二、“十二五”农业机械安全监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农业机械化正处在加快发展、结构改善、质量提升、领域拓宽的重要阶段，随着农业机械快速增长，事故隐患多、安全监理手段弱等问题更加突出，农机安全监理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确立了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以《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为基础的农机安全监理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农机安全监理职责更加明确，法制基础更加牢固。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对农机安全监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将农机安全检验、牌证发放等属于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的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农机安全保险和渔业保险进行保费补贴。各级政府对农机安全监理工作高度重视，将农机安全事故纳入考核指标，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落实，安全监理工作的政策环境更加优化。国家财政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增大，用于购机补贴和农民培训经费持续增加，相关安全投入不断增加，农民购置应用安全可靠、先进适用农机具热情高涨，为农机安全监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大有作为的广阔空间。

　　（二）面临的挑战

　　尽管我国农机安全监理工作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农机安全生产及监管水平依然不高，事故隐患依然突出，与推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新任务还不相适应，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安全意识淡薄，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识和驾驶操作技能，有的未经培训就驾驶操作农业机械，极易造成安全事故。二是农业机械安全性能低，农业机械的科技含量普遍不高，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不少机械安全性能达不到国家安全标准，潜藏着巨大事故隐患。三是监管手段薄弱，农机安全投入不足，农机安全监理机构人员普遍不足，工作经费不够，执法装备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农机安全监理工作需要。四是拖拉机“三率”低，监管漏洞大，全国仅有40%左右的拖拉机办理了注册登记，拖拉机检验率、驾驶人的持证率不高，存在大量的监管死角。一些地区农机事故的统计上报率很低，相当一部分农机事故因私了等原因未纳入统计上报的范围。

　　综合判断，随着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领域拓宽，我国农机安全事故仍处于高发、易发、多发期，农业机械化科学发展对农机安全监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进入“十二五”，我国农机安全监理工作必须站在新的起点上，转变农机安全监理方式，全面推进农机安全监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和安全发展的新要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遵循以人为本、预防事故、保障安全、促进发展的原则。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全面实施《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为主线，以提高上牌率、检验率、持证率为重点，以创建“平安农机”和“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示范窗口为载体，完善规章制度、严格依法监理，加强体系建设、提高监管能力，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安全意识，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方式转变，加强事故防控，努力促进农业机械化安全发展。

　　（二）主要目标

　　——完善配套规章制度和扶持政策，推进建立农机免费实地安全检验、以旧换新、回收报废、政策性保险等制度，健全农机安全标准、操作规程和安全检验规范；

　　——提高安全监理能力，协调保障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的财政投入，加快装备和信息系统建设，推广应用移动式农机安全检测技术和农机驾驶人考试装备，提高重要农时季节、关键生产环节和重点机械设施的农机安全监管水平；

　　——增强安全生产意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宣传和培训，提高安全驾驶操作技能；

　　——扩大安全监理覆盖面，“十二五”期末农业机械安全监理上牌率、检验率、持证率水平力争达到70%以上；

　　——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示范窗口各500个以上，“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示范岗位标兵1000名以上；

　　——降低事故死亡率，保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万台死亡率持续下降，农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四、主要任务

　　（一）推进监管环节由使用操作向农业机械化全过程转变

　　积极协调工业、公安、质监、工商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农业机械生产、销售、维修、使用与报废等全过程安全监管与服务。统筹协调农业机械化系统各方面力量，将安全理念贯穿于农业机械化科研开发、试验鉴定、安全监理、技术推广、教育培训、维修服务和回收报废等各个环节，突出安全，各司其责，综合治理，共同推进安全生产。

　　（二）推进监管范围由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向所有农业机械转变

　　拓展监管范围，延伸监管领域，积极开展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的监督管理。在抓好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牌证管理的同时，加大力度做好卷帘机、微耕机、机动植保机械、机动脱粒机、饲料粉碎机、插秧机、铡草机等农业机械的监督管理工作，因地制宜开展监督检查，排查事故隐患。进一步扩大职业技能鉴定范围，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和操作技能。

　　（三）推进监管方式由重管理向管理与服务并重转变

　　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将农机安全监管与安全宣传和驾驶操作培训等安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主动深入生产一线为农民服务。推进执法依据、办事程序、收费标准、办事人员、办事结果公开，实行承诺服务和首问负责制，推进一站式业务办理模式。创新安全服务方式，积极推进培训服务到乡村、实地检验到村屯、隐患排查到田头、技术咨询到农户、信息发布到机手的安全服务形式。及时做好农机事故认定和调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推进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

　　紧紧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研发、装备和运用高科技安全检查、检验、考试、事故处理的技术与仪器设备，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农机安全生产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提高农机安全监管工作效率和质量。依托现代信息技术，集成行政审批、政务公开、数据采集、宣传教育、信息发布等功能，实现各项业务互通互联、信息数据共享，推进各项安全监管业务信息化建设。

　　五、重点工程

　　（一）“平安农机”创建工程

　　以“创建平安农机，促进新农村建设”为主题，会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深入开展“平安农机”创建活动。积极落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完善农机安全监管网络，强化农机安全监理装备建设，加大农机安全专项整治力度，消除农机事故隐患，构建“政府负责、农机主抓、部门协作、群众参与”的农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十二五”期间，推出500个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和若干个省级“平安农机”示范县。

　　（二）“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示范窗口”创建工程

　　以“争创群众满意窗口、争创优质服务品牌、争创优秀服务标兵”为主题，深入落实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深入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的指导意见》，在农业机械化管理部门深入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示范窗口创建活动。推动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增强监理服务意识，改进监理工作作风，提高监理业务水平，保障依法依规监理，更好地为广大农民机手群众服务。“十二五”期间，创建500个全国农机安全监理“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示范窗口和1000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示范标兵。

　　（三）安全监理规范化建设工程

　　以建立农业机械安全运行技术条件标准体系、安全操作规程体系、安全检验规范体系为重点，根据农业机械的通用性和区域性特点，建立分级负责的标准化建设机制。制定全国统一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通用性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检验规范；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区域性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检验规范，全面提升农机安全监理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

　　（四）安全监理装备和信息化建设工程

　　以研究开发推广安全检验、驾驶人考试、事故勘查技术与设备为主要内容，通过国家科研项目、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和其他装备建设以及地方项目，提升农机安全监理装备的可靠性、适应性，全面提高农机监理机构的装备水平和服务能力。加强安全监理信息化建设，以“金农工程”和各地信息化建设项目为依托，开发农机安全监理适用软件，配备现代化的信息装备，建立农机安全监理牌证管理审批、事故统计报送等信息采集和发布平台，实现监理业务互通互联、信息共享。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安全责任

　　积极争取政府对农机安全生产的重视，将农机安全生产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入政府考核目标。落实《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有关“保障农业机械安全的财政投入”的规定，争取加大财政和基本建设投入，保障工作经费，改善装备条件。贯彻《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积极协调落实，将农机安全检验、牌证发放等属于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的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农机安全保险进行保费补贴。把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纳入重要日程，贯穿于农业机械化工作的各方面。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切实把农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农机专业合作社、维修站点和农机户等。强化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转变工作作风，周密组织部署。

　　（二）加强法规建设，完善规章制度

　　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安全标准、操作规程和安全检验规范，加快制定农业机械实地安全检验办法，推进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免费实地安全检验制度的建立。加快制定农业机械以旧换新和报废回收办法，制定完善农机禁用和报废标准，规范农机回收解体或销毁的程序和方法，促进农机更新换代和节能降耗。加快制定农机安全标准、操作规程和安全检验规范，明确技术要求，坚持规范服务，提高农机质量安全和操作使用水平。加快制定地方农机安全法规、标准、操作规程和安全检验规范，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机安全监理规章制度体系。

　　（三）加强安全执法，推进规范管理

　　规范牌证管理行为，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牌证业务，开展违规发放拖拉机牌证专项治理。严禁跨行政区域发放牌证，严禁给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发放牌证，严禁给安全检验不合格的发放牌证，严禁给未经考试或考试不合格的人员核发驾驶操作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注册登记、年度检验时，加强对上道路拖拉机运输机组查验交强险投保证明。规范农机培训，结合“阳光工程”的实施，加大农机驾驶操作人员教育培训扶持力度，确保机手熟练掌握驾驶操作技术、安全法规知识和取得法定的驾驶操作证件。规范执法行为，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执法人员进行安全监督检查时佩戴统一标志，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监督检查和事故勘察车辆喷涂统一标识。

　　（四）加强开拓创新，健全监管机制

　　积极推广免费开展实地安全检验、免费发放牌证、免费培训考试的经验和做法，创新安全监管工作机制，推进免费安全检验制度的建立。鼓励驾驶操作人员、维修技术人员依法成立安全互助组织。鼓励支持安全互助组织有序发展，提供安全救助和安全生产信息等服务。鼓励以师带徒传授农机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机保险制度，加强农机综合保险和安全互助保险研究，推动将农机保险纳入农业政策性保险，争取财政资金对农机保险保费给予补贴，不断提高保险服务水平。深入开展“平安农机”和“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示范窗口”，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监管工作长效机制。

　　（五）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监理能力

　　加强监理机构和队伍建设，明确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工作的行政执法性质，积极推进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参公管理，强化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充实力量，合理设置岗位和配备人员，强化牌证、检验、考试、事故处理等业务培训，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技能竞赛，提高农业机械安全监理人员素质。加强农机安全监理装备建设，提高监督检查、实地检验、事故勘察、信息系统等装备能力，改善执法服务手段。加强文化建设，组织开展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竞赛活动，推出一批优秀的农机安全宣传文化作品。加强行风建设，树立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清正廉洁、文明高效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精神风貌。

　　（六）加强安全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根据农机作业特点，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通过开展“安全月活动”、法律技术咨询、安全知识学习和竞赛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农机安全知识。推进“六个一”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经常化，在每个乡镇组织一次宣传教育活动，给每个农机手送一封农机安全倡议信，放映一部教育警示片，向每个村送一套安全宣传挂图，给每个农机户送一本农机安全知识手册，在每个村及中小学校上一次农机安全知识课。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和乡村农机安全员的作用，把宣传教育落到实处，营造良好的农机安全生产氛围。

　　附表：“十二五”拖拉机“三率”目标任务分解表
http://www.moa.gov.cn/zwllm/tzgg/tz/201110/P020111021417246681938.doc
受贿犯罪的新态势与推定对策

李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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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因为检察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诺骨效应，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针对此类犯罪，笔者主张，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
关键词 国家工作人员 亲属 共同受贿 故意 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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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正义网“贪官档案”公布的贪官中,国家工作人员（下称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为81％；浙江和山东等纪检部门向新闻界披露，夫妻联手作案率高达90％以上； 湖南省近三年发生13件厅级干部受贿大案,其中12件是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受贿金额少则几百万元，高则达二千多万元。官员与亲属勾结受贿 ，以前也有，国外也有，但高达90％的比例，是近年受贿犯罪的主要特征。亲属参与工作人员的受贿，已经成为受贿的主要形式。 此类受贿的手法是，由工作人员负责为行贿人办事，亲属负责收受贿赂，如果案发，工作人员坚决不承认知道亲属收受之事，声称没有受贿故意。受贿人之间因为有亲属关系，便于形成分工受贿的意图；外界对受贿人之间受贿意图的形成和存在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接受侦查讯问中，亲属基于利益的关联性，一般只承认自己收受了财物，不会承认将收受之事告知了工作人员。许某某案就是典型，中纪委、最高检、浙江高检，都将许某某案定性为受贿和滥用职权嫌疑，但宁波市检仅以滥用职权罪起诉，因为无法证明许某某对自己的妻儿收受他人700万元财物的明知。 因此，纪检检察很难取得共同受贿故意存在的证据，虽有行贿人证言、贿赂物证、公务关系证据，但无法满足受贿罪的认定条件。靠“心理战”等侦查技巧取得证据，不能有效地揭露、制裁和预防受贿犯罪，因此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据湖南省某检察院统计，判决有罪案只占受贿举报数的0.89％，而举报数仅是怀疑数的极小部分。 从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角度看，反贿的法律已经异化成受贿的诱饵。此类受贿的高成功率，已经成为受贿的催化剂，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

一、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内容
根据主观要件的基本要素，受贿故意由取得他人财物的的认识因素、意志因素和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识因素、意志因素构成。取得他人财物的故意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之间应具有关联性，基于请托人向工作人员提出了请托事项这一事实，产生收受财物故意和为他人谋取利益故意。取得财物的故意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之间应具有因果性，即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是原因，取得他人财物故意是结果；或者取得他人财物是原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结果。
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工作人员利用亲属这个中间环节，把受贿犯罪复合行为分解为两个单一行为，一是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个是家属负责取得财物，这两个行为，由一个共同的犯罪故意指引，但这个共同的犯罪故意，存在于两个以上犯罪嫌疑人之间，因此必须从工作人员与亲属两方面考察共同受贿故意的内容。
（一）亲属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
司法实践中，亲属一般知道自己利用了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但也可能没有意识到：第一，请托人把行贿的用意隐藏得很深，只是以看朋友、老领导、老邻居、老同学等名义给亲属送礼，请亲属代收并转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知道亲属收受礼物后，并没有向亲属挑明请托人的真实用意，那么，亲属可能始终不知道自己利用了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第二，工作人员要求请托人把贿赂交给自己的亲属时，不要暴露事实真象，以免节外生枝，亲属很可能一直以为是朋友的馈赠，从而不具有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因为亲属始终不知道客观上自己是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主观上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意思，所以不能认定共同受贿罪，而只能以受贿罪制裁工作人员。
亲属打着工作人员的旗号，向请托人索要或勒索财物，而工作人员并不知道，也没有“授权”，这能否认定为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可以，因为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方式是“虚拟的”，与工作人员本人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不同，那是实在的。但是根据此种情况，并不能认定亲属的受贿罪，因为主体不合格。如果索要数额较大，可定诈骗罪；如果勒索数额较大，可定敲诈勒索罪。
亲属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有五层含义：请托人给我这笔财物，目的是为了利用工作人员的职权；如果我收下这笔财物，可能促成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如果工作人员没有拥有请托人所需要的职权，请托人不会给我送交财物；作为权钱交易，我能占有这笔财物；占有这笔财物是由自己和工作人员共同完成的。
从实践中看，亲属对自己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明知，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按生活常识得知，请托人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时，虽然请托人没有言明真实意图，但是亲属明白请托人利用工作人员职权的目的，送礼人不明讲，是为了避免某些麻烦，大家心照不宣。第二，请托人明确告知，自己有事想请工作人员帮忙，希望亲属在工作人员面前“美言”。第三，工作人员告知亲属，有人找他办事，如果请托人来送财物就收下；甚至暗示亲属在请托人没有主动送礼时，可以适当地提示请托人。第四，按惯例而明知，请托人在送礼时没有明确告知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意图，工作人员也没有告知亲属请托人的意图，但请托人、工作人员和亲属在以前有过类似的“合作”。第五，经第三人提醒，亲属明白请托人的真实意图。
（二）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决意
如果亲属明知请托人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意图，作为后续心理活动，会出现三种状态：拒绝请托人的请求；对请托人的请求不置可否，既不表示愿意帮忙，也不表示拒绝，实际上是婉拒，或者亲属害怕工作人员批评而不敢表态；承诺或默认为请托人“说话”。
用什么标准衡量亲属形成了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主要有二种方式：如果亲属明确答应请托人，就形成了决意；如果没有明确答应，则看亲属是否收受了财物，如收下，则表示有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
当然，亲属把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贯彻到底，要看亲属是否向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人的意图。这个转达程序的完成，明示或暗示皆可。
（三）亲属确实知道收受的财物为贿赂
与利用职务之便相联系，亲属如果明知请托人想利用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那么必然对所收受的财物的性质是明知的。“从司法实践看，行贿人向公职人员家属交付财物时，其家属不明来意时，一般都会表明其意图，明确提出请托事由，而不会放下财物不明不白地离开。因此，家属出面接受财物，对行贿人的目的意图是知道的，财物的贿赂性质是清楚的。” 笔者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但还必须种排除四种情况：第一，亲属与请托人以前是亲朋关系，也没有权钱交易的先例，请托人送交财物可以理解为礼尚往来。第二，请托人将财物送交亲属时，伪称请其代管或托管；亲属在不太长的合理期限内占有送交的财物，不管请托人的真实意图如何，亲属的主观状态可以理解为暂时保管。第三，请托人把贿赂的用意隐藏得很深，只是以朋友名义给亲属送礼，请亲属代收并转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知道亲属收受礼物后，并没有向亲属挑明请托人的真实用意，那么，亲属可能始终不知道自己收受的是贿赂。第四，工作人员要求请托人把贿赂交给自己的亲属时，不要暴露财物的贿赂性质，亲属很可能一直以为是朋友的馈赠，从而对贿赂的性质没有明知。
亲属对贿赂性质“明知”形成的分类：与工作人员预谋而明知；应工作人员告知而明知；应请托人告知而明知；应第三人告知而明知；按先例而明知；因猜测而明知。
（四）亲属形成了占有贿赂的决意
亲属形成对贿赂的明知以后，不一定形成受贿决意，只有当他最终接受财物并处置财物时，才形成占有贿赂的决意。这种决意的形成，除了亲属自己陈述和辩解外，外人是无法知道的，只在通过亲属的行为来判断，这就必然涉及亲属受贿的客观方面。形成决意的判断标准有二：亲属收下请托人的财物；以处理自己财物的方式处理该财物，例如把货币类财物，以自己的名义存入金融机构，或者投资，或者捐赠，或者购买商品。
（五）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
工作人员在利用自己职务之便时，显然是明知的，但在利用他人的职务之便时，是否明知既利用了他人的职务之便，也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工作人员只意识到其中之一，例如，甲工作人员受乙的请托，到丙工作人员处办事，甲可能认为这与自己的职务行为无关，或者认为丙工作人员是看在甲自己的面子上为乙办事，又没有接受乙的请托和财物，也不属于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那么，认定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应以明知利用自己职务之便还是明知利用他人职务之便为标准？笔者认为，利用他人职务之便时，必然同时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刑法第383条强调“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和“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原因就在于此。客观上如果只利用本人职务之便，谋利行为就不能完成，反之，如果只利用他人职务之便，也不能达到谋利目的，因此必然认定同时利用了本人和他人的职务之便。司法实务中把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作为免证事实对待,根据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认定其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这与案件的客观真实不一致，出现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矛盾，但是不能以工作人员不知利用了职务之便作为规避第383条的理由，实务中回避了这一矛盾。如何在理论上化解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可以把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不知”理解为误解，因为刑法并不因为误解而免除刑事责任。因此利用职务之便时便有利用职务之意，利用他人职务之便时也有利用自己和他人职务之意。
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的内涵是什么？即工作人员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权钱交易，将损害自己的廉洁性和公务处理的正常秩序。如何界定工作人员产生了利用职务之便明知的时间？有二种情形：如果请托人直接向工作人员请求，明知就随之产生；如果是向第三人如亲属请求，随第三人向工作人员转达请求时产生。
（六）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
认识到请托人或亲属要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但是工作人员不一定就真正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有二个相反的选择结果：同意或不同意，如果同意，意味着形成了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这种同意既可是明示，也可以是默认。
（七）工作人员对贿赂性质的“明知”。
在客观实际中，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贿赂的“明知”，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与亲属预谋：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在实行共同受贿行为以前，进行了预谋，那么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知道。与请托人亲自约定：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约定，满足请托人的要求，同时为了财物收受的便利，要求请托人将财物交给自己的亲属。亲属告知：起初工作人员不知道请托人行贿的意图和行为，请托人将财物交给工作人员亲属后，在适当时候以适当形式，亲属让工作人员了解了这一情况。请托人告知：请托人事先没有向工作人员打招呼，将财物送给亲属之后，将这一情况在适当时候以适当形式，让工作人员知道。亲眼看见：工作人员与请托人或者自己的亲属没有预谋，在请托人向自己的亲属送交财物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亲眼看见了这一行为。亲耳听说：工作人员与他人交往时，偶然听到请托人向自己的家属送了财物，如请托人与第三人说起，或请托人与自己的亲属说起，或自己的亲属之间说起，或第三人之间说起。惯例行为：在某个具体的请托人行为中，请托人、亲属和第三人没有告知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情况，但是在以前的生活和工作中，形成了一个请托惯例，例如，在第一次托过程中，请托人找到亲属，并送给财物，然后由亲属向工作人员说情，从而办成了事情，今后只要亲属很乐意为某个人办事，就知道亲属得到了好处；或者在第一次请托过程中，请托人先给亲属送交财物，然后去找工作人员办事，并暗示送交财物的行为，从而办成事情；今后只要同一请托人办事，请托人虽然没有暗示，但工作人员知道惯例，从而顺利为请托人办事。 猜测得知：工作人员根据请托人或者自己的亲属的言行举止，结合当时当地的背景以及其他情况，猜测自己的亲属得到了或将得到好处 。偶然发现：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或者前后，偶然发现自己亲属的财产状况发生了变化，经过间接了解，得知是请托人送交的财物。
（八）工作人员占有贿赂的决意
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财物以后，不一定实施受贿行为，只有具备了下列情形之一，工作人员才形成占有贿赂的决意：使用或者处置贿赂；承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实际地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二、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证明是检察机关很难突破的堡垒
（一） 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特点
因为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亲缘关系，其共同受贿故意有明显的特征：
便利性：由于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空间上，都有沟通的较好条件，达成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比较方便。甚至只通过一次交谈就形成了，二者之间既不要谈条件，也不必借助第三者，更不要借助复杂的物质基础，基本上是“嘴上功夫”。
简洁性：基于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信用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生活气息的熟悉，一句简短的话、一个简单的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达成一个共同受贿的故意。 如果工作人员与亲属有共同受贿的先例，在后继的受贿犯罪中，工作人员和亲属达成新的犯罪故意非常容易，在一个亲属共同受贿案的侦查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你代请托人向你父亲请求时，是否把收受贿赂的事情告诉了你父亲？答：没有。问：那你父亲为什么愿意为请托人谋利？答：父亲说过，没有送礼的就不要理他！这里，女儿只要请父亲办事，父女之间就达成了受贿的共同故意。而在普通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要经过较长时间和较多环节才能达成，首先犯罪嫌疑人之间要取得犯罪技能的了解，然后在犯罪的目的、手段、时间、地点、犯罪工具、联结方式、具体分工、赃物分配等方面都必须达成一致，才能形成共同故意。
封闭性：按辩证唯物主义的侦查观点，犯罪过程总会留下特定的痕迹，工作人员与亲属再狡猾，也必然会留下共谋的蛛丝蚂迹，这就为证据的获得提供了客观可能。但是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不仅是隐晦的，而且是封闭的。工作人员与亲属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贿犯罪意图形成过程，外人不能轻易看到；在侦查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里留下什么有形证据，也易及时处理，不至于让侦查机关拿到有罪证据。
稳定性：基于工作人员与亲属是特殊关系，一旦形成犯罪意图，就能比较稳定地存在，甚至成为一种惯例，配合默契，并不因众多的受贿分子落网而恐惧而放弃。而在普通犯罪中，共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犯罪故意不可能稳定地存在，甚至犯罪集团之间的共同故意也不能达到这一境界。
（二）共同受贿故意很难证明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反贪斗争的强化，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日趋隐蔽，反侦查、反审讯的经验亦愈加丰富，加之犯罪分子收受财物过程中证据的“一对一”特点，致使这类犯罪呈现出立案难、查证难、定罪难的新态势，形成或强化了某些特征：首先是单一性。受贿犯罪相对于其他犯罪，其证据有明显的特殊性，按刑法第42条的标准，一般只有四类：物证如受贿的赃物；书证，如行贿金额的记载、存款单、有价证券、产权证明和消费卡等；证人证言，如第三人的证言；供述和辩解：即请托人、亲属和工作人员的供述和辩解。在证据种类上比一般的七类少得多，这就决定了受贿犯罪比一般犯罪的取证难。从司法实践看，后三类又是四类证据中的主要来源，这三类可归结为言词证据。言词证据的特点是它的无形性，一般不会形成物理意义的证据，取得证据和固定证据相对困难，在所有的犯罪和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是最难得到和判断的一种证据，也是最关键的证据。现在的贿赂犯罪，基本是一对一的形式，除行贿受贿双方以外没有第三人在场，所谓“三人不办事”，有些犯罪分子为了进一步掩盖犯罪，还演“双簧”，例如，请托人到工作人员办公室行贿，有意无意让他人看到，工作人员坚决不受，把贿赂如大额现金当场退给请托人，还严厉批评和警告请托人，事后，工作人员还煞有介事地向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报告事情经过，暗地里却又把贿赂拿过来。甚至有一个税务巨贪，还把这些“拒贿”事迹编成剧本巡回演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仅不存在受贿证据，而且还有拒贿的证据，检察机关更难查实。其次是证明动力的稀缺性。绝大部分犯罪，都有特定的受害人，因而受害人的举报和证明是重要的证据来源，但是，“难以获得关于官员受贿的有用情报是一个基本问题，多数受贿罪本身就具有隐蔽和串通的性质，因此，通常很少有人控告。行贿受贿不会招致举报，因为双方都有罪，而且都从非法活动中捞到了好处。在敲诈勒索中，有一方可能是不情愿的，但也不会提出控告，因为公民对反腐败斗争缺乏信心。” 同时，请托人和工作人员作证时都有顾虑，从犯罪的关联性看，他们似乎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无论受贿人还是行贿人，其有罪的供述和辩解，既能证明对方有罪，也证明自己有罪。因此行贿和受贿双方一般都不会主动举报对方，甚至在侦查过程中，如实回答的顾虑仍然较大。最后是不稳定性。在侦查初期，除行贿、受贿双方的供述或证言外，大都没有其他证据，“由犯罪嫌疑人说了算”。言词证据来源于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反映，最初表现为证据主体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感知基础上的映象，外化为言词形式，这个过程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活动，因此可能受到生理、心理、时间、地点、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和利害关系等因素影响，可能出现偏差，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往往发生变化，甚至截然相反。贿赂犯罪案件中口供和证言的这种不稳定性，使证据本已单一的贿赂犯罪更加真假难辨，证据链条更加脆弱。
如果说受贿犯罪的证据难以取得，那么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证据取得是难上加难。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嫌疑人，智商和文化层次较高，见多识广，心理素质较好，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正是看到了这个“漏洞”和“优势”，犯罪时以此作为规避法律的希望，案发以后，工作人员声称不知道亲属取得了请托人的财物，没有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只承担对亲属教育不力的行政责任和党纪责任，从而逃避刑事制裁。
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中，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最难获得。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主要有三类，其中请托人的言词证据和亲属收受财物的物证，相对比较容易收集，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请托人在行贿以后，会产生法律制裁恐惧感，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所在单位产生了或者存在过公务关系，因此一旦被检察机关传唤，其心理防线相对容易突破。其二，在强势侦查压力下，请托人有向检察机关作证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来说，请托人的行贿是被迫的，在心底对受贿行为有看法；请托人向检察机关作证，可以依法作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自己刑事责任的依据，这与诉辩交易有相似的地方。 其三，亲属收受的财物情况，通过搜查和银行调查等措施可以掌握。总之，请托人的行贿行为和亲属收受财物的行为，客观上会产生一些社会联系和客观事实，这些联系和事实把请托人、亲属、工作人员和公务单位联系起来了，犯罪嫌疑人不能轻易隐瞒这些联系，为证据的获得提供了客观基础。
检查机关尽管找到了赃物，国家公务人员的亲属也承认接受了财物，请托人也承认自己行贿的行为，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有公务关系，三个证据相互结合，形成了受贿犯罪的一段证据链条，但是仍然不能证明共同受贿犯罪构成的重要因素——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财物的明知。因为在以上三类证据中，能证明工作人员知道贿赂的只有请托人的证言，分二种具体情况，第一，如果请托人把亲属接受财物的情况告知了工作人员，那么请托人就这个过程和内容的陈述是直接证据；第二，如果请托人没有直接告知工作人员，而是亲属承诺代为告知并代为说情，请托人就这一过程与内容的陈述是间接证据。根据这个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不能确证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了财物，就不能确定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理由有二，其一，请托人的证言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辩解属于同一证据类型，其证明力相同，因此，就工作人员对亲属财物的认识状态的证据之间的矛盾是明显的。其二，孤证不能定罪原则，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同样适用，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共同受贿故意是最主要的待证事实，也是案件定性的关键，因此必然有充分证据证明。 不能认定共同受贿故意，就不能认定其受贿罪。如果没有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渎职罪也不能认定，其亲属也不构成受贿。如果其亲属没有索贿行为，也不能构成诈骗罪或者其他罪。犯罪嫌疑人最大的损失，是收受财物作为非法所得没收，受贿犯罪的风险化解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