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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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6月2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4年6月2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三章 土地的利用和保护
第四章 国家建设用地
第五章 乡（镇）村建设用地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土地是国家的宝贵资源和重要资产，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云南省行政区域内一切从事使用、管理土地的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执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主管全省土地的统一管理工作。自治州、省辖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统一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工作，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土地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土地管理人员。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
（二）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资源、土地市场和城乡地籍、地政工作；
（三）编制土地利用和土地后备资源开发的规划、计划；
（四）统一审核、征用、划拨建设用地，负责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组织、协调、审查报批和出让方案的落实；
（五）处理土地权属纠纷，实施土地监察。
第六条 对执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七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确定，依照《土地管理法》和《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八条 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统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
第九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按《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和《实施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章 土地的利用和保护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乡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乡级人民政府编制，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变更，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统一规定，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调查统计，并进行土地利用的动态监测。土地调查统计数据，不得擅自更改。
第十二条 下列用地予以重点保护：
（一）经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地质遗迹、文物保护区域内的土地；
（二）铁路、公路、机场和水利、电力工程等重要设施用地；
（三）重要的军事设施、科学实验基地和学校用地；
（四）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及名、特、优农产品和城市蔬菜生产基地。
本条规定的重点保护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作他用。国家建设必须占用的要从严控制，并经州（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有利于绿化造林、生态平衡和水土保持的前提下，鼓励、支持集体和个人按有偿使用的原则开发荒山、荒地、滩涂和零星、闲置、废弃的土地。禁止毁林开荒。
第十四条 开发国有荒山、荒地、滩涂用于农、林、牧、渔生产的，依照下列权限批准：
（一）一次性开发1000亩以下的，由县（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一次性开发超过1000亩、不满5000亩的，由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一次性开发5000亩以上、不满10000亩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开发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按本办法第四章、第五章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经批准使用耕地或者其他有收益的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超过1年未使用的，征收该地年产值4倍的荒芜费；超过2年未使用的，征收该地年产值4倍的荒芜费，并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证。
经批准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耕地或者其他有收益的土地，挖了基沟或者砌了石脚、围墙，闲置荒芜的，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国有土地荒芜费由县（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征收，集体土地荒芜费由乡（镇）人民政府征收，荒芜费用于土地的开发整治，不得挪作他用。
集体或者个人联产承包经营的耕地，除国家批准建设必须依法征用的外，不得随意变动。因怠于耕作，弃耕荒芜超过1年的（轮歇地除外），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土地使用权，发包给有经营能力的集体或者个人耕种。
第十六条 经批准在土地上采矿、取土、挖沙、烧砖的，土地使用后，由用地单位或者个人按照国务院《土地复垦规定》的要求负责复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复垦的土地进行检查验收，恢复利用。
第十七条 修建公墓、陵园和特殊原因建坟的，要统一规划，严格控制，经过批准。应当利用荒山荒地，禁止占用耕地、林地。
第十八条 城市、乡（镇）村建设用地规划，应当与改造旧城、旧村镇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原有的宅基地和空闲地。
第十九条 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由土地管理部门按本办法规定的审批权限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国有土地使用证。
收回的国有土地，按规定的审批权限，划拨或者出让给符合用地条件的单位、个人使用，也可暂借给农民有偿耕种。不准在暂借耕种的土地上建永久性建筑物和种植多年生作物，国家建设需要时，应当按时交还。交还时有青苗的，付给青苗补偿费。

第四章 国家建设用地
第二十条 国家建设用地，采取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两种方式提供。国家机关、武装部队、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建办公房和住宅的用地、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和国家投资的工业建设用地，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其他建设用地，采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方式供应。

国家建设需要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或者使用国有土地的，必须是经过批准列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建设项目或者国家准许建设的其他项目。
第二十一条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办理征地手续。
经批准的用地，用地单位不得擅自改变用途。非改变不可的，必须重新办理报批手续。
在城镇国有土地上新建、改建、拆迁房屋和其他设施，需要变更土地的原用途或者土地使用权的，应当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二条 国有农、林、牧、渔场和水利单位，利用本单位使用的土地从事非农业建设（包括职工建房）的，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办理报批手续。
第二十三条 划拨、征用土地，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农业水利建设使用集体土地的审批权限：
（一）耕地3亩以下，其他土地10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政府备案。每次批准征用的耕地和其他土地的总数不得超过10亩。
（二）耕地超过3亩、在10亩以下，其他土地超过10亩、在100亩以下的，由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每次批准征用的耕地和其他土地的总数不得超过100亩。
（三）耕地超过10亩、不满1000亩，其他土地超过100亩、不满2000亩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省人民政府每次批准征用的耕地和其他土地的总数不得超过2000亩。
第二十四条 征用土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
（一）征用菜地、水田，按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下同）的6倍补偿；经济作物地、园地、鱼塘、藕塘、苇塘按5倍补偿；雷响田、旱地、经济林地按4倍补偿；轮歇地、竹林地、牧场、草场按3倍补偿。
（二）征用耕种3至5年的开垦荒地，按旱地补偿标准补偿；征用耕种3年以下的开垦荒地，按上年产值的3倍补偿，并赔偿开发投资。
（三）征用集体打谷场、晒场等生产用地，按原土地类别的补偿标准和建场的工本费补偿。
（四）国家建设划拨国有农、林、牧、渔场土地的补偿标准，按本条的规定办理。
征用无收益的土地，不予补偿。
第二十五条 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
（一）被征地单位人均耕地（包括自留地，下同）在1亩或者人均菜地在5分以上的，每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为被征耕地、菜地每亩年产值的2倍。被征地单位人均耕地不足1亩或者人均菜地不足5分的，每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为被征耕地、菜地每亩年
产值的3倍。每亩耕地、菜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其年产值的10倍。
（二）征用园地、鱼塘、藕塘的安置补助费，为该地、塘每亩年产值的5倍。
（三）国家划拨国有农、林、牧、渔场土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地每亩年产值的3倍。
征用集体的宅基地、林地、新开垦的耕地以及划拨国有土地的，不予支付安置补助费。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不包括开始协商征地方案后迁入的户口），按照被征用耕地数除以征地前人均耕地数计算。
第二十六条 依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保持群众原有生活水平或者土地已被征完以及征地后人均耕地不足1分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用土地年产值
的20倍。
第二十七条 征用土地上有附着物的，按下列标准支付补偿费：
（一）被征用土地上有青苗的，一般不得铲除，确需铲除时，均按当季一茬实际产值补偿。
（二）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需要拆迁的，采取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者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补偿。产权调换的面积按照所拆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作价补偿的金额按照所拆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计算。
（三）被征用土地上的坟墓拆迁、零星树木（包括果树）、特种经济作物的补偿标准，由州（市）人民政府规定。
（四）土地管理部门发出征地通知后建造的地上附着物和地下设施，不予补偿。
第二十八条 征用城市近郊区菜地的，应当交纳新菜地开发基金，由自治州、省辖市、县（市）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专款专用。昆明市西山区、官渡区每亩交纳20000元；昆明市其余各县及东川市、县级市和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的县（市）每亩交纳15000元；其
他县每亩交纳10000元。省人民政府根据物价变动情况，可以对新菜地开发基金的交纳数额进行调整。
占用耕地，从事非农业建设的，按国家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二十九条 经批准征用集体耕地的，按规定调减农业税。征用土地时，未收获当年作物的，当年调减；已收获的下年调减。
第三十条 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造成多余劳动力的安置，按《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办理。需要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办法。
第三十一条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各项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除被征土地上属于个人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付给本人外，其余费用归被征地单位集体所有，专户存入银行，用于被征地单位发展生产和安排多余劳动力就业以及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挪用
。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由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监督使用。

第五章 乡（镇）村建设用地
第三十二条 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使用土地的审批权限，按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执行。其补偿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三条 农村居民建住宅，应当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空闲地。使用耕地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或其他非耕地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县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四条 农村居民宅基地用地面积，按以下标准执行：
（一）城市近郊区，人均占地不得超过20平方米，每户最多不得超过100平方米；
（二）坝区人均占地不得超过30平方米，每户最多不得超过150平方米；
人均耕地较少地区的农村居民宅基地面积，在上述标准内从严控制；山区、半山区、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宅基地标准，可以适当放宽。具体执行标准，由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原宅基地面积已达标准，又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居民迁居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必须限期退还，不得私自转让。
经批准使用的宅基地，超过两年不使用的，由原批准部门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五条 在无商品房出售和不能统一建房的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确需自建住宅的，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按户口在册人口计，每人占地不超过15平方米，4口以上每户最多不超过60平方米。人少地多的边疆民族地区、高寒山区可以适当放宽，具体执行标准，由州（市）人
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采取荒废耕地、虚报人口数量、冒名顶替申报用地、隐瞒土地类别、化整为零等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或者从事其他建设的，按《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不按批准的位置或者不按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地上建筑物，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八条 被征地单位无理阻挠征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交出土地，逾期仍不交出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强行征用。
第三十九条 在开发土地中，因防治措施不力，造成水土流失破坏耕地的，除责令其限期治理外，并处每亩年产值2至5倍的罚款。
第四十条 擅自占用耕地修建坟墓、倾倒废弃物等破坏土地资源的，限期恢复，并处以每平方米15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在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恢复，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第四十二条 罚没款一律上交同级财政。收取罚没款时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四十三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土地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玩忽职守、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的，视情节轻重，没收非法所得，并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使用土地的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四十五条 地区行政公署在土地管理工作中，行使与自治州人民政府同等的管理职责和审批权限。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云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1987年2月16日通过的《云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同时终止执行。



1994年6月2日
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

杨亚佳


依法执政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的“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是指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对全体社会成员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国家政务活动。 其中执政是党的代表进入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这个中介从事政务活动；依法则是指进入国家政权是人民依照宪法和选举法进行的选择，执政党的代表们从事的政务活动是依照反映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来进行的。提出“依法执政”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从治国方略的高度，从法治的层面上解决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的重大举措。要实现依法执政，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当前落实依法执政的艰巨之处，首先在于能否摒弃传统的“领导”习惯，建立起符合法治要求的“执政”观念。
我国法治建设模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而我国则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自觉型的。因此在我国，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的形成，不仅可以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形成文明的政治过程和政治习惯，而且还可以带动全民族法治意识的提高，促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依法执政观念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观念其地位是不同。有的观念处于基础地位，有的则不然。笔者认为，要树立全党的依法执政观念，提高依法执政水平，首先必须确立一些基础的观念，只有树立、增强了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才可能全面提高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笔者认为，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包括以下相互关联几个方面：
一、执政观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具有了一身兼二任的地位：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 但是，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获取途径上，党的领导是党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理想和主义、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党员无私的工作获得人民依赖和拥护，使人民自愿地跟随党前进，从而形成的一种事实关系；而党执政则是党的代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是通过法律程序??选举??获得的。因此，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在法律效力上，党的领导是党将自己的大政方针、政策或者关于社会某些具体事物的看法、主张，通过宣传的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通过说服的方式让人民群众接受，而不具有对人民群众的法律约束力；而执政则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从事处理社会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法定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从所涉及的事项范围上，党的执政主要限于国家政务，包括政权工作、行政工作和司法工作，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而领导则不仅包括在政治上领导政权，还包括领导人民群众、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其领导活动涉及到了国家政务活动和全部的社会活动。
长期以来，我们混淆了二者的区别，认为“领导就是执政”，这种认识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以执政的方式领导整个社会生活，以为自己是执政党，就可以运用国家强制力在任何范围内发号施令，不注意通过倡导科学的政治理想吸引人，通过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引导人，通过组织和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奋斗精神感召人，放松了对自身思想的改造和体制的创新。二是以领导的方式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以为自己是领导党，就可以不通过法定程序直接指挥，甚至取代国家政权机关，以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导致国家法律虚无、政权机关虚置，迟滞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最终将自己放在了社会矛盾的焦点上。
在当前，确立和加强执政观念，最重要的是区分领导和执政的概念，处理好领导和执政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执政观：
首先，执政是一种有限的行为。执政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的代表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政权机构，运用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为，其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范围不取决于执政党自己的认识，而是由宪法和法律列举。这些列举的事项就是执政者行使国家权力的范围，也是执政者承担责任的范围。执政者不能以“党的领导”为由，任意扩大自己管辖、处理的事务范围，否则就是扩大自己的权限，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
其次，执政是一种法律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并受法律约束的行为。相对于党的领导来说，执政行为更强调合法性。 它不仅要求政党进入国家政权要合法??合法选举，还要求贯彻政党意图也要合法??通过法定程序将本党的治国纲领和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并通过法定主体和法定形式贯彻实施。同时这种法律行为不仅约束国民，更要约束执政者自己??执政者对于自己失信的行为、决策和执行失误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执政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作支撑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执政是政党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活动。一般的政党活动并不必须是在政权内的活动，而执政则必然是在国家政权机构内部的活动。而且，执政必然要运用国家政权机构的权力，推行以国家名义制定的法律和政令。这种行为对全社会成员产生法定的约束力、强制性，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服从的义务。正是因为这样，才不得将党的领导泛化为党的执政，将本应由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体力行、说服、引导和教育的工作，错误地由国家权力强制推行。
二、合法观
前面讨论了执政观问题，但这只是涉及到了政党代表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之后，应该用执政的观念，而不是用领导的观念来处理政务的问题。那么如何进入国家政权，尤其是如何取得国民的信任并长期执政呢？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当代政党发展规律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能够进入国家政权，也并不是所有进入国家政权的政党都能始终如一的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实际上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接受性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党能够进入政权成为执政党，并“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前提。它一方面表明执政党具有使人们认为其执政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人们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执政行为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
以前在党建研究领域，一提到合法性问题，就容易涉嫌怀疑党的领导，甚至是否定党的领导。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并将合法性丧失解释为苏、东巨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谈到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时告诫人们：“如果我们把合法的政权与政治统治等量齐观，那么我们就必须说：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
一般说来，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之分。前者是指执政党的政策和纲领“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后者是指执政党之所以进入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是通过真正民主的选举程序实现的。
实质合法性是执政党得以执政的内在根据。通俗地讲，实质合法性就是民心的向背，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政党能够执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发展和壮大。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上，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标准：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和“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执政党提出了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内涵升华到了新高度。“三个代表”已经成为解释执政党实质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成为评判执政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基本标准。因此，要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任何说教和臆想，而决定于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执政党始终践行“三个代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
形式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除必须符合民意之外，还要符合人类公认的正当程序。即“正当的权力必须通过正当的方式取得和行使”。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而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并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确认而取得合法性。在和平年代，在走向法治和宪政的年代，要取得或保持执政党地位，其唯一的形式就是人民通过法定形式的选择。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所掌握的政权是人民授予的，是人民同意的结果，而人民是否同意的主要方式就是选举。民主选举是人民选择执政党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取得形式合法性的方式。共产党要经受执政的考验，实质上是要在新的执政条件下接受人民的评判和选择。如果执政党能够在民主选举中，主动观察民意，分析原因，并及时做做出检讨和调整，就可以防微杜渐，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保持执政党的形式合法性。
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是相互联系的。实质合法还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表达；而程序的合法又能保证实质合法的政党走上执政地位。脱离群众，脱离人民，不能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就不可能通过选举程序获得执政地位，即使通过操纵选举获得了执政地位，其手段的卑劣更会加剧其合法性危机。作为执政党，增强合法性观念就是要始终不忘，并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严格按照选举法和其他程序法的规定，进入国家政权机构，检验自己的政策和纲领，监督和约束执政党的党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三、人权观
要保持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就必须始终坚持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表现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上，就是保障和发展人权。人权是人民作为主权主体和法律主体的意志、利益和尊严的具体化、法律化的确认形式。因此，执政党就应该树立人权观念，增强人权意识。
增强人权观念首先是尊重人。所谓尊重人，就是把人当作人，而且当作现代社会中的人，当作应当享有现代社会权利的人。由于一切利益最终都归属于人，所以尊重人的观念自然就包括了尊重人本身的价值以及尊重人所享有的权益的观念。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抛弃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执政党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增强人权观念还必须约束公共权力。人权的保障和发展，需要公共权力为其提供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但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腐性，因而常常造成对人权的威胁与侵害。所以，现代法治不仅强调人权保障，更强调权力制约。现代公法的设立，就是旨在捍卫人权，抵抗公共权力的不当侵扰。依法执政是法治背景下党的执政方式，因此保障人权，约束公共权力，树立权力有限观和权力受制约的意识，应成为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和依法执政制度框架的基本要素。
第三，树立人权观念还必须树立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观念。作为一个和平发展时期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进入政权，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他们一旦进入政权，就不只是代表哪几个阶级的利益，甚至不只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是全体公民代表，要为全体公民负责，为全体公民服务。这不等于说共产党成了“全民党”。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全民的。但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的执政观念和执政行为则应当是代表或兼顾全民利益。过去我们党或政府习惯于讲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反映我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但当代法治却强调集中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的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以多数人的意志形成国家意志??法律，但不能由于这是多数人的决策而侵犯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民主是当代政治的决策机制，人权则是所有决策机制的底线。建设三峡大坝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决定的，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重大决策，但这样一个决策却不能以牺牲库区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为代价，对移民的搬迁补偿即是对少数人的基本人权的保护。即使对犯罪分子，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也要保障他们的人格权、诉讼权以及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否则，执政党就不是依法执政。
四、合作观
作为执政党，既然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就要协调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法定权利。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同时，作为执政党要作到依法执政，还必须树立一种合作观。
首先，合作和妥协是法治的内在规律。当代法治尊重多数的选择，也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因此，法治之“法”是以国家意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各阶级、阶层利益的综合，它们是各阶级、阶层基于利益而进行博弈、妥协、合作的产物。没有合作和妥协，仅有“你死我活”的　斗争，就不会有法治。因此，坚持依法执政就要改变行政命令或政治斗争式的传统观念，因为政治斗争式传统观念主要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而现代法治则强调的是阶级或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近代以来每当一个新的国家建立时，往往都要制定、颁布宪法和法律，不仅把战胜者的意志通过一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同时还会对战败者做出一定的让步，把战败者的部分意志和要求也吸纳到国家意志中，使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演变为制度框架内的阶级合作。在和平年代，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将更多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实现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更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保障。
其次，合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在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是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成为执政党后，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力求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迅速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恩格斯和列宁都说过，国家的产生和对社会的统治，就是为了使阶级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 。因此，作为执政党，首先就应该从合作的愿望出发，以最大的宽容精神与仁爱胸怀，兼善天下，容纳百川，以赢得民心、人心。通过合作团结更多阶层，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地位和社会基础。其次，执政党还要以合作的思维方式处理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协商整合公众意志，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更要善于倡导合作精神，协调利益关系，实现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
五、稳定观
合作是为使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体制的框架内进行，保持现有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法治是倡导稳定的，这个稳定不仅仅指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治的稳定，更主要的是指法律和制度体系的稳定、社会关系的稳定。法的规范性、可预期性特点，以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决定了稳定是法的内在品质。因此，依法执政就要坚持法的稳定性，树立稳定的观念。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艰苦的政治斗争，执政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错误地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之我国以“人治”和“权谋”为特点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以斗争为手段，朝令夕改，灵活莫测的执政思维方式。而法治强调稳定，这不仅是由于法一般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保守性，更是现代法治最反对的是没有连续性：政令的频繁变动和溯及既往会导致执政者的信誉下降和人们对行为结果的未卜心理，尤其是影响私人权利的法律和政策的突然变化，必然成为有权势而胆大妄为者的专利，也必然成为社会上大多数诚实、勤奋的人的圈套。这种状况会破坏平等、公正、秩序这样一些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长此以往，执政者的社会基础和公信力也将会丧失殆尽。
当前要倡导稳定观，最重要的是要逐步改变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方式，将重大改革措施和立法结合起来，以相对稳定的法制，规范改革的方向和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缺乏足够的法律资源，尤其是缺乏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法律资源，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是政策调控型的。政策作为某一阶段或特定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价值标准和目标具有特定性和多变性。它讲究现实、追求实效，而并不刻意注重其价值合理性和自身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一般地说，政策一旦作为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方式，其过程的不稳定性是必然的。当然，改革意味着“变法”，加之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没能及时意识到运用法律手段来进行“变法”，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执政者政治权威，对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遏制投机心理，鼓励诚实劳动，建设诚信社会的极端重要性。随着我国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 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执政党的改革观和改革方式也应当根据法治的要求进行转变，即由政策调控型性的改革逐步转变到法律调控型的改革，将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决策与立法结合起来，保持改革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六、结语
上述依法执政的五种观念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坚持依法执政首先就要确立正确的执政观，尤其要明确领导和执政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把握执政行为的特点，这是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关系的关键。党的执政是党的代表依法进入国家政权并处于主导地位，运用国家政权，处理国家政务，实施对整个社会的领导。在现代文明社会，党的这种执政地位的取得，是需要一种理性标准的，这就是合法性。强调合法性观念是强调执政党必须具有执政为民的理念和通过公正的法律程序进入政权和行使权力的政治习惯。要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核心的问题是要坚持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尤其是要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法治的要求、共产党本质的要求，也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要求。当然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除了不断提高自身的合法性之外，还要增强在法治背景下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这就要求执政党摒弃阶级社会中养成的斗争思维，树立法治社会的合作观念，不仅要有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的愿望和机制，还需要增强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以上无论是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合法性基础的增强，还是人权的保障和利益的协调，都需要一种稳定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稳定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机制。稳定是法治的要求，也是执政党执政效果的良性表现。

作者：杨亚佳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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