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炭经营监管实施细则和煤炭经营企业合理布局规划制定等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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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缺陷及完善的几点思考

余上云


一种制度悖论
“司法独立乃是法治的真谛！”（龚祥瑞）法治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以司法审判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司法改革日益彰显出审判独立的价值意义，树立审判权威，维护司法公正，乃法治必然，大势所趋。尽管审判独立原则与其他任何一项法律原则一样，经过了一种从政治目的上升为法治原则的演进过程，但其内涵却天然包容着一种技术性因素：权力分立使法院摆脱单纯的工具性色彩，成为法治与正义的判断者，从社会角色上得以淳化，这使其有权力公正司法；法官独立，法官具备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严谨的职业意识，这使其有能力公正司法。在法治的指引下，公正司法使正义维护者——法院（法官）日渐权威，终将以强大的公信力取信于民。
与此同时，作为同为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履行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以另类国家权力（检察权）判断形式预先标明法院生效裁判的可责性，这种同操法律职业者的国家权力质疑，显然将使法院审判权威遭受挑战。不仅如此，在检察监督抗诉案件中，除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之悖逆外，检察抗诉强制性将法院及诉讼当事人拉入再审程序，使法院（法官）游离于双方当事人之外在庭审中获取争议案件的权威性信息，并首先形成一种下意识认同或反感的非理性判断，这显然既不符合诉讼程序直接、言词、理性等基本理念，又破坏了审判中立的根本原则，违背了诉讼发现真实的认识规律。由此，审判权威与检察监督自然悖逆。
这种悖逆蕴含着两种发展极致：其一，检察监督的中肯、沉稳使法院裁判备受指责，审判权威日益受损，终使法院（法官）正义维护者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司法秩序遭遇严重威胁；其二，检察监督因其软弱、草率，迅速耗尽其差强人意的社会根基，而在法治的大旗下沦落，终使宪政制度的设计徒留形式。在汉密尔顿看来，“防止把某些权力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审判权威的维护是法治的要求，检察威信的丧失同样不符合法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只有以审判权威为核心构建司法审判及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谋求“双赢”，才能保证司法公正的良性发展。
可惜谋求“双赢”未必能得到一致的认同。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和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在权力博奕中终于最直白地表现为“谁说了算谁是大哥”。由此，针对检察监督的“弱势地位”而言，笔者以为，与其说民事检察监督影响法院权威，不如说在审判权威与检察威信本应良性互动的运作中，仅具有纯粹程序意义的检察监督成为制度缺陷的牺牲品。当事人打官司追求裁判结果，当检察监督不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监督效果，检察监督日趋没落也就理所当然，这种局面正是排斥监督论者的希望，同时也正是其固执己见的阴谋，以审判独立为大旗，谁敢捋其虎须？
但民事检察监督衰落之后，司法审判又是否必然权威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罗伯斯庇尔则更直白：“明智的立法者知道，再没有比法官更需要立法者进行仔细的监督了，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发人的弱点的东西。”权力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法治的基础之一，放弃对审判权的有效监督，何来保障司法公正呢？审判权威不可能仅建立在法官个人的纯良品性上，它更需要以制度保障为基础的社会综合团体调机制。在我国，对民事审判的权力监督主要表现为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各级党委监督、人大监督等形式。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但我国现有法院系统设置明显存在着“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权力机关、党委机关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是人民主权的重要表现，但法律职业化决定了其监督更多的只是原则性的监督。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门化，使得现代的人们在很多时候面对自己职业外的世界感到茫然和无知，日臻感到被专业化、专门化的职业限定与隔离于自己的现实世界中而缺少沟通与了解，因此，司法的正义性与其寄望于非专业的社会角色，不如充分发挥现有机构的职能作用，健全有关监督制度，以同质的法律职业群体保证法律的正确施行。
若干制度完善设想
如前所述，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监督中当具有自身的特殊优势，至少它以一个与法院同质的职业机关身份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民事检察监督缺乏完善的工作机制，兼以司法理念匮乏，是非曲直争论难休，司法实践也形形色色。据此，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其应关注以下问题：
（一）司法角色定位。
民事检察监督在宪制层面上的角色定位是检察监督与司法审判制衡的关键。在民事检察监督中，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支持起诉、提起民事公诉等方式行使检察权，其当处于什么地位呢？就此，国外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当事人说。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是当事人；（2）国家代表说。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当事人，他永远居于实行监督的国家代表地位；（3）折衷说。检察机关是诉讼意义上的当事人，他同时也是以法制维护者的身份参加诉讼，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国内有学者认为，在提起民事诉讼时，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应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
其实，“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只有既顾及其质又顾及其量，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张卫平）。民事检察监督通过对当事人私权纠纷再判断的方式介入诉讼，其目的在于法院裁判可责性确认。尽管监督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借阅案卷审查、提起抗诉、抗诉出庭、当事人权益纠纷再判断等以“私权”为中心的一系列活动，但检察监督并不在意于当事人的私权纠纷，他主要通过个案监督方式为社会权益公平分配提供更多保证。尽管监督完全可能导致个案诉讼成本的提高，可能影响裁判权威，但个别正义的成本提升将使一般正义的低耗费实现更为可能。通过检察监督的潜在性制约，使法官（法院）感到检察监督无时不在，通过心理作用机制实现对法官恣意的控制。同时，尽管法院在再审案件时，必然会顾及检察机关的“意见”，从而可能影响法院对案件独立、中立地作出判断，但这种对抗性的“意见”并不能决定性影响其裁判，因为，“一个拥有独立自主审判权的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是从容不迫和泰然自若的，他一般能够保持一种勇于容纳各种不同甚至对立主张、观点和证据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助于他在制作“裁判问题上保持慎重，因而在审判过程中能够自觉地摒弃预断，克制偏见，不以个人好恶来影响裁判结果和程序进程，并且兼听各方的不同意见”（陈瑞华）。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并没有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见”加诸法庭，他同样在寻求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权威性判断。这种“不破不立”的矛盾运动对法院其他案件的公正裁判将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这样说来，民事检察监督机关从质的规定性上来说，它履行国家代表监督权能，因其监督方式的特殊性，它具备诉讼意义当事人的一定特征。
（二）参与诉讼程序思考。
作为国家代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审判监督必须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为出发点。审判机关在诉讼中必须恪守中立地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的维护在诉讼中更多地应由其他机关、组织、个人提出主张。出于监督对象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把法院作出的存在重大错判可能的案件交回法院再审，以与审判同质的职业视角去检讨裁判，通过对民事权益再判断请求参与审判监督，其必须说明监督的合法性，并提出相关证据予以主张，当是监督的应有之义，即“以理服人”、“言之有据”。
根据高检《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取证的仅限于以下情形：（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的；（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职务违法的；（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因此，检察机关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并不能视为代表国家公权力支持一方当事人，反对另一方当事人，打破了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平衡，违反了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因为检察机关所做的，完全是在原审中依法应该查清的。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并不是机械的“自动售货机”，在庭审中当具有一定的主动权，法官疏于职责致裁判出现争议，当然不能因为审判权的特殊性而保持个案裁判的不容质疑。事实上，检察监督的价值正在于同质的“法律守卫”。法律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法院是法律帝国的理想，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德沃金），检察官当是法律帝国的“法律守卫”。
既然检察机关调查证据有其法理依据并源于法官的疏于职责，根据民事诉讼有关基本原则，调查的证据也应平等地进入庭审。区别于诉讼当事人，检察机关应仅就其调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说明，并回答当事人及法官的相关提问，而不应参与证据质证及辩论，证据的效力由当事人进行质证并由法院最终确认，即其证据出示类似于“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尽可能减少对私权的不当影响。与此相关的是检察机关在庭审中的位置安排问题。检察机关出庭抗诉并有权出示证据，接受相关询问，显然不能超然于法庭之外，同时，基于民事诉讼的对抗制特点及抗诉的针对性，不妨在原被告席与旁听席之间倾斜审判席设定一位置，表示其独立于原被告而与审判机关既同质又针锋相对的特点。至于出庭称谓，鉴于法庭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及书记员的特定结构，考虑法院及检察机关不同领导体制表现出的职权行使方式，出庭抗诉不妨统称为“抗诉机关”。类似地，支持起诉当享有示证权利，并统称为“支持起诉机关”。
此外，抗诉案件再审，上级法院不能一律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而应以“同级抗、同级审”为主构建再审管辖制度。类二状态的出现即为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弊端的明证。众所周知，原审法院的司法水平一般低于其上级法院，抗诉案件由原审法院同级检察院上级机关提出，体现了对审判权的尊重及抗诉的严肃性，指令原审法院再审不仅与此不相称，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出发，原审法院再审显然将面临着更多非理性因素阻挠，这正背离了“回避”制度的精神。因此，尽管由于审判人力、物力的限制，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确有必要，但也应当区分原审情况而不能一味指令再审。
（三）监督方式有效性思考。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检察机关主要采取抗诉的方式对法院审判进行监督。根据高检司法解释，各地检察机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了以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诉讼监督。由于提出检察建议与提出抗诉条件的一致性，检察建议明显突出了监督效益，降低了司法成本，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但检察建议缺乏立法支持，也没有得到法院的一致认可，司法实践中的检察建议监督情况千差万别，一度形成了“依法检两家主要领导关系好坏而决定采纳检察建议与否”的不良情况。实践中，检察建议主要实行“同级审、同级建议”的原则，出于对生效裁判严肃性、稳定性的维护，检察建议监督方式需进行有效的改造。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应提经检委会同意并报上级检察机关批准，以此保证与抗诉实质性一致，保证检察监督不受地方保护的影响。法院接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当移交审判监督庭审查并由其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其间，基于法院院长及审委会的权威地位，不宜由法院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开始再审程序，以尽可能减小对再审审理的负面影响，避免“先入为主”的认识误差。同时，检察机关既然提出的是“建议”，也不能强求法院必需启动再审，因检察建议已获上级院批准，其仅需保留抗诉的主动权足矣。
上述程序性手段并足以保证监督的有效开展。根据分权制衡理论，权力的制衡必需以权力的平衡为保障。法院以“司法最终解决”为归宿，其对事实的最终判断权绝对不容动摇，但法官的人性特点决定了其“性恶”的可能，必须以“平衡”的监督权予其以警示。有效的监督必须以恰当的监督权限为基础。就检察监督而言，尽管在宪法体制上检察权同时具有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双重属性，检察机关的地位似乎也因此高于法院，但正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方式，法律监督权更多地仅具有形式意义。借鉴国外法律监督制度设置及我国古代封建监察制度，立法应赋予检察机关向同级人大对于违法违纪情节严重法官的弹劾权。同时，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特殊性，人大相应当建立“法官、检察官弹劾制”，对违法违纪情节严重的法官、检察官予以罢免。“自己监督自己”固然重要，但良性的职业道德未必能够匹敌于健全的监督机制。
（四）民事公诉制度设想。
尽管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性质不尽相同，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提起民事诉讼制度为当代许多国家认同。基于“私权自治”的基本原则，各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大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这一制度，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民事纠纷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国有资产流失、假货横流、生态污染等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事件不断发生，再兼以部分权力部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法律现行规定已明显滞后。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结合社会实际，构建民事公诉制度值得探索。
民事公诉主要难题在于对“私权自治”下“私权”与“公益”的斟别及对行政机关执法权的处理。由于公益诉讼标的的实体权利大多为行政机关及私人在不同层面上所享有，出于对行政权的尊重，检察机关一经发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特定侵害，应首先向主管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或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非主管行政机关在特定时效届满前不作出处理或当事人不愿、不敢或不能提起诉讼，恢复公益原状，检察机关不宜代为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因其公益代表人身份，其诉讼地位应相当于原告，其称谓无妨定位为“公诉机关”。其在诉讼中的实体处分权以不低于受侵害状态为限。同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被判败诉的，有关当事人应有权要求国家赔偿，以保证检察机关谨慎、合理地行使公诉权。此外，鉴于民事诉讼的平等性，对方当事人应有权提起反诉，反诉被判赔偿的，检察机关当有权请求法院判令实体权利人承担民事责任。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一个另类的问题，从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到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以及法学专家们的莫衷一是，我们应该获得的绝不应只是权力博奕的信息，而这大概也正表明了权力制衡的价值所在吧。



如何购买驰名商标

王瑜


　　自创品牌的路很长也很艰难，收购知名品牌就是借鸡生蛋，是打造驰名商标的捷径。可以预见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内、乃至国际知名的驰名商标将成为被收购的对象，收购驰名商标并不是普通的商标买卖，谈好了价钱，办理过户手续即可，以下我们来探讨如何购买驰名商标。
收购驰名商标并不容易
　　尽管有“奥妮”、“三九”、“三鹿”等曾经非常驰名的商标进入了转让的市场，但是在正常经营情况下驰名商标很少有直接转让的。国外的企业进入中国，看中了中国的驰名商标，他们采取合资、合作或者并购等方式将中国的驰名商标收入囊中。收购驰名商标更多将以并购的形式完成，在国外很多并购就是冲着商标去的，在国内直接通过企业并购方式收购商标的情形还不多见，笔者有幸经历了一次。我国以前很多著名的老字号就像现在的大公司一样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后来各地“分公司”在建国初期的改造中被按照属地原则归属当地，各自独立发展，这样给这些曾经是一家的老字号埋下了商标和商号争议的种子。其中有个老字号一南一北有两家发展还不错，北方的销售及盈利是南方的好几倍，但是商标在南方公司，北方公司提出购买，南方公司开出了几个亿的高价，当然北方公司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北方公司就精心策划了一个并购案，将南方公司并购过来，这个并购的策划比较复杂，因为涉及企业的商业机密，不便展开介绍。最后的结局是北方公司只花了几千万元收购了南方公司全部股权，那个梦迷以求的商标自然成为北方公司的囊中之物，而且并不需要额外支付任何转让款。通过并购形式收购商标这是堪称经典的案例。
　　最近几宗跨国收购国际驰名商标引发公众极大的兴趣，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2009年10月9日就出售其“悍马”品牌事宜与四川腾中公司签署最终协议。根据最终协议条款，腾中将获得“悍马”商标的所有权。上海中服进出口有限公司也要购买中国大陆地区的“皮尔卡丹”服装和饰品的品牌经营权，还有些国际知名的驰名商标如“KAPPA”、“ESPRIT”等已经悄然被中国企业收购。尽管我国企业热衷收购国际驰名商标，但是我国的企业走得并不顺利。
　　南汽收购MG商标海外所有权突生争议。来自MG罗孚老家的英国媒体指出，南汽需要再掏钱把欧洲其他国家的MG商标的所有权买下，而竞争者已经出现。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南汽与MG罗孚荷兰子公司的破产清算人近日出现争议，这位清算人表示，该公司仍拥有在欧洲大陆的数个MG商标所有权，而南汽若要想在这些地方销售MG品牌轿车，必须再次拿出巨资购买这些所有权。对于这一紧急情况，南汽名爵公关总监明确表示，收购罗孚后，南汽已获得与MG罗孚破产前同等范围的品牌所有权，包括MG在97个国家和地区的647项注册，“最终这些所有权都将过户到南汽名下”。目前，南汽已经完成了在英国的商标所有权变更手续，在欧盟、美国和中国的过户手续正在进行中。
　　商标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因此国际驰名商标一般都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注册，收购国际家知名的驰名商标，如果遗漏了某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将意味失去了该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使收购行为打折。笔者不知道南汽最终是否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报道有所遗漏，这个事例本身将成为警世钟。

收购商标的权属审查

　　收购驰名商标无论是通过直接购买还是企业并购形式购买企业现有的驰名商标都必须对该商标的权属做一些常规的或者深入的审查。审查商标的权属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几乎每个企业在购买前都会去做审查，而且在商标办理转让过程中，是要通过国家商标局办理转让手续的。但是即便是顺利过户到了收购方名下，也不等于实际拥有了该商标。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2006年4月广州立白公司以高出标的价十多倍是价格通过法院的拍卖拍得重庆奥妮公司“奥妮”等23项商标所有权，正当他们打算在7月推出“奥妮”品牌的洗发水时，香港奥妮公司却提前发布了“奥妮”商标的长达20年的独占使用声明。原来2004年11月重庆奥妮公司与香港奥妮公司签订了商标许可合同，期限为20年，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立白公司花费几千万的资金购买的商标只是18年后的商标权期权，而在18年间自己并不享有使用权。
　　立白公司是通过法院主持的拍卖会购买的商标，常理告诉立白公司，该商标的权属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即便是法院也不能审查出商标权属的缺陷。商标长期独家许可，在商标有效期内排除了权利人自己的使用，这种许可与转让几乎相等。按照我国商标法规定，许可必须签订许可合同，并且在国家商标局办理备案手续，但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却规定是否办理备案不影响许可合同的有效性，那么查询国家商标局的备案登记仍然无法审查出是否存在独家许可协议，这就为购买商标埋下巨大的隐患。
　　注册在第35类第778479号“三联”为三联商社前大股东三联集团注册的商标，该商标的所有人为三联集团。2003年1月27日三联集团与郑百文（三联商社的前身）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三联”商标永久、无偿许可给上市公司（即后来的三联商社）使用。当国美入主三联商社后，三联集团又以“三联家电”名义开办新的家电连锁卖场，为此，三联商社将三联集团告上法庭，要求索回“三联”商标权。该案于2009年在济南中院开庭，但是“三联”商标最终花落谁家，人们还在拭目以待。
国美公司并购三联商社后引发的“三联”商标争议案让我们看到通过并购取得的商标更加复杂。国美是上市的大公司，他们聘请的律师一定是非常优秀的，在这宗收购案中对重要的无形资产“三联”商标应该是经过审查的，但是以致许可合同还是给双方埋下了争议的种子，
　　审查商标权属本来是很简单的，一般的商标权利人只有一个，极少的商标有共同申请人，不管是共同申请还是单一权利人，商标注册在谁的名下，谁就拥有这个商标。但是在实践中驰名商标却因为各种情况表现得纷繁复杂，无法预测，实践中还发生自然人转让商标，因为没有征得其配偶的同意而被认定转让无效的情形，任何一种情况都可以导致整个收购计划的失败，巨额的收购款打了水漂，因此收购时不得不仔细审查，不能轻信常规的审查，更要有深入的考虑。

收购驰名商标的目标是市场

　　商标是一种竞争工具，收购商标就是收购市场。成熟的品牌价值不仅仅是其在相关消费者中的知名度，更体现为现成的市场渠道，收购一个已有的品牌，加以改造，赋予其新内涵，可以利用其原有的渠道达到迅速成名的目的，大大缩短了品牌的培育时间以及经济成本。收购驰名商标的根本目的是驰名商标的市场，而不是驰名商标本身。国内企业对驰名商标仅仅关注知名度，因而在购买国际上比较知名商标后，放弃国外的市场，直接将该商标引进国内市场，这样花费巨额的代价拿回来的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商标，就很不值了。因而提请企业一定要清醒，买商标是买市场，而不是商标本身，千万不要本末倒置。
收购到了驰名商标并不必然得到驰名商标原有的市场，例如，腾中收购悍马的消息一经放出，绝大多数中国受众都对未来“悍马”的品牌价值表示担忧。因此，美方立即对媒体宣布依然由他们来管理“悍马”品牌，且生产过程也不归腾中管理。中国生产低价汽车的吉利收购“沃尔沃”，这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吉利会不会要按照造低价车的方式来生产高档的“沃尔沃”？对于中国企业高调介入收购皮尔•卡丹品牌，业内人士表示了担忧，太过高调地传播品牌易主未必是件好事。与普通的品牌不同，国际驰名的品牌，尤其奢侈品牌具有很强的“血统”论，一旦脱离“血脉”传承，必将出现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他们也如此高调地大肆传播，想必会对其销售和品牌发展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对待驰名商标的收购还要跟多一些理性的态度，应以系统的策略、谨慎的步伐来完成驰名商标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驰名商标的软着陆，顺利过渡。
　　收购驰名商标在我国必将成为一种常规的商业模式，目前我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对外尝试收购国际驰名商标，企业家们需要打开视野，摒弃传统的驰名商标打造模式，通过并购方式可以更快打造自己的驰名品牌。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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