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赡养老人的法律问题/兰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0 12:53:04 浏览: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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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赡养老人的法律问题
兰军
我国是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国家，历来以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互相帮助等为美德，其中赡养，是指子女对父母的供养，在物质和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我国关于赡养老人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其中有如下具体规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九条 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改变，也不得附加任何条件进行限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十一条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第十二条 赡养人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
第十三条 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二十一条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第二十八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一条 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该条是遗弃罪的具体规定。
从以上法律法规不难看出赡养老人，如何让老人安度晚年，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层面的义务，更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不管是儿子或是女儿都有同样的赡养老人的义务，否则不仅应受到道德的谴责还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具体到某个案例。例如：农村某老人年过九旬，有子女六人，老人长期与长子生活，并在以往日常生活中对长子的帮扶较大，具体表现为农活的耕作，及对长子子女的照顾等等农村常见的生活起居方面事宜。长媳早已亡故，现长子已经去世，就如何赡养老人及赡养方式上五子女发生争议。
本案中，老人在长子去世前选择帮扶长子与长子共同生活，是老人的权利，也符合长期以来农村的风俗习惯及老人的传统思想，其他子女无权干涉，也不得以此为借口不赡养老人。在与长子共同生活中，其他子女仍对老人负有赡养义务，且不能免除。
该老人长子去世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八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之规定，包括长子子女在内的所有老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都没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但在道德及做人的基本礼仪来说对老人的孝心及孝敬不可缺少。
目前解决该老人赡养问题的方案就是：五子女平均分摊赡养老人的各项费用，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以及生病的治疗费用，五子女的配偶应当协助履行赡养义务。
赡养方式应当以便利老人为原则协商解决。
北京市尚衡律师事务所四川分所 兰军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的通知
（2005年6月2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汇发[2005]38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
《行政许可法》自2004年7月1日实施以来，各分局（管理部）为贯彻落实该法作了大量的工作，普遍开展了行政许可项目的清理和细化工作。但从各分局（管理部）反映的情况看，各地在行政许可的认定标准方面存在差异，细化后的许可项目数量不一，申请材料要求也不尽相同，影响外汇管理严肃性。为深入贯彻《行政许可法》，规范外汇管理行政许可认定标准，统一许可项目内容、数量和申请材料要求，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的通知》（汇发［2004］73号）的基础上，总局重新制定了《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见附件）。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现就执行中应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分局（管理部）必须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执行，不得自行添加行政许可事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变更《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关于办理时限的要求，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规定以外的申请材料。
二、本通知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没有列明，但在分局（管理部）管理职责范围内的外汇管理审批项目，属于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分局（管理部）可按总局规定，参照《行政许可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施外汇管理行政许可有关程序的通知》（汇发［2004］68号，以下简称68号文）规定的程序办理。
三、各分局（管理部）必须按照《行政许可法》和68号文规定，公示全部外汇管理行政许可项目、申请材料、办理时限等。实践中既可将本通知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作为其对外公示材料，也可在本通知和68号文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公示材料。
四、各分局(管理部)必须严格按照本通知和68号文规定，办理外汇管理行政许可事项，不得在总局规定范围之外，自行创设审批标准或者其他实质性要求。对总局没有规定或者规范不明确的外汇管理行政许可项目或者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提出意见后上报总局。
五、本通知《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规定的行政许可项目，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能当场办理的，应当场办理。对按规定应上报总局审核批准的，应当在《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审核并提出意见后上报总局，并做好对外宣传解释工作。
六、《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的通知》（汇发［2004］73号）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废止。以前其他外汇管理法规对行政许可项目需要提供的申请材料，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以本通知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为准。
请各分局（管理部）收到本通知后，立即转发所辖支局，并做好宣传工作。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总局综合司反馈。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
附表下载:
http://www.safe.gov.cn/law/law568-fj.html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历史考察(修改稿)
秦德良
[内容摘要]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在扬弃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司法工作原则基础上，基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违法犯罪特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先后经历了l978年至1981年的确立时期，l982年至l990年的探索与实验时期，1991年至今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目前面临诸多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科学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确立时期 探索与实验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科学的刑事政策没有明确提出以前，我国虽然也强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走中共党委领导下政法专门工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但观念上却往往停留在狭义的治安概念范围内，治安问题都归咎于公安机关等政法部门。这种旧观念完全不适应新时期治安工作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猛增，大中城市青年犯罪问题尤其突出，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自1979年首次突破60万起大关后，1981年一举跃升到89万起，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确立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体制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转型社会初期的治安工作需要，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首先摆在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法部门的面前。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出要整顿好社会治安。基于这种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和原则，强调搞好社会治安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历经近10年的探索，到90年代形成了一系统体系。本文试图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勾画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以及每一阶段的特点。
一、l 978年至1981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
（一）初步提出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1978年，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期，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就提出要统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鉴于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以至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哪一个部门或哪几个部门在短期内所能完全解决的。所以，197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８个单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1979年8月，中共中央58号文件批转了该报告。指出：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动员，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门、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求在党委领导下，把宣传、教育、劳动、公安、文化等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通力合作，着眼于预防、教育、挽救和改造，积极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对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予以惩办。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这个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综合治理这一概念，但已经初步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二）两次城市治安会议明确提出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
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会议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六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197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彭真同志在全国治安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要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惩办相结合。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讲话强调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1979年12月3l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上海工作组关于整顿城市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实行打击与教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公安派出所着重抓好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工作。要深挖团伙，管理好放回社会的违法犯罪人员。要摸清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底数，组织帮助教育青少年。
1980年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l98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中央政法委的汇报，对当时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和加强工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指出：如何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全党要统一思想。针对目前的严重情况，要研究怎样打击得更有力的问题。目前社会治安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主要是认识不一，打击不力。 [1]
1981年5月中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严重情况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同时对大量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要加紧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刑事政策
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21号文件批转了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党风，并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文件中，不仅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和实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必要性作了原则的表述，而且是执政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刑事政策。从此之后，在文件、文章、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并对其涵义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四）本阶段的特点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确立，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犯罪的特点（青年犯罪与团伙犯罪）及社会犯罪原因的“综合症”决定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建国以来政治工作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2] 因此，决定了我国这一政策在其初期有其独特的特点：
第一，对社会治安问题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公安、政法工作而是从全社会、执政党、政府、集体、单位、个人的联系中，探求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出路；
第二，该时期“综合治理”的概念不清楚，工作范围不太明确，仅仅相当于一个工作方针，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实践中也没有普遍开展；
第三，理论界几乎还没有对此问题开展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确立首先是实践的需要，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明显痕迹。
二、l982年至l99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探索与实验时期
（一）具体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和工作范围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和根本措施
